普职融通是架起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桥梁。近年来，在国家宏观政策驱动下，在区域高中阶段教育现状与困境倒逼下，各地竞相开展普职融通试点。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面临自身生源不足且质量较差的发展困境，对普职融通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借此招收、储备生源，同时扩大学校的社会影响。但整体而言，我国普职融通仍处于实践摸索阶段，其成效仍流于经验性、浅表化，尚未形成可供全国复制的经验。
2016年—2020年期间，江苏、四川、福建、山东、浙江等省陆续出台普职融通政策，推行普职融通改革试点，主要措施包括制定高中阶段普职融通工作方案、推动普通高中课程体系改革，将职业教育相关课程纳入普通高中教学安排，实现高中阶段职业教育课程全覆盖。通过举办综合高中试点校、试点班等形式，在综合高中办学标准设置、招生方式、学籍转换、课程方案、毕业考核等方面推动试点改革，创新普通高中与中职互融互通方式等。普职融通试点工作让区域职业院校的生源质量和社会声誉得到有效提升，满足了学生、家长及社会的多元化教育需求，实现了学生升学与就业、创业的多种出路，解决了高中阶段课程结构单一、普职两类教育功能单一的问题，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各地试点院校也暴露出以下几大问题。
基层试点改革功利意图明显。普职融通机制设计虽然是基于政策、需求及问题等多重原因，但普职融通机制改革的功利意图明显。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积极开展普职融通，最直接的动机是为了应对区域职业教育生源质量、规模下降的危机，旨在吸引优质生源就读职业学校，改善区域职业教育生存困境。普职融通改革的功利动机是试点走向困境的重要诱因。参加普职融通试点的学生，最终都演化成进入普通高中，参加普通高考的结果，使双向通的理想设计变成了单向通的现实局面。一些地方的普职融通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异化成了学生转学的通道，而不是综合成长的方式。
试点机制设计打政策“擦边球”。当前普职融通机制改革的亮点之一是“实行学籍流动”，但各地在机制设计时只能打政策的“擦边球”，在“高一时注册普高学籍，高二分流时选择中职学籍或普高学籍”，这种学籍流动，学生大都以高二分流依然选择普高学籍，最终以普高生身份参加高考为结果，成为学生“曲线救国”的路径。这种学籍流动虽然让区域职业院校的生源质量和社会声誉得到提升，但是这种流动缺乏国家、省级政策文件的支持。
改革行政化干预强、内生动力不足。当前普职融通改革，某种程度上是地方教育主管部门行政干预下的机制创新，试点选取以“易沟通”和“易操作”为原则，对选“点”缺少可行性全面论证。试点中发现，改革的主要参与主体——普高的领导和教师受“高考指挥棒”的影响，其兴趣点、关注重心在考取重点大学等升学率的攀比上，是顶着教育主管部门的压力才参与“普职融通”的，缺乏改革的内生动力，投入的精力、时间都极为有限，一般是被动接受、象征性执行，甚至纯属应付，最终没有发挥应有作用。造成当前普职融通困局的有两大共性原因：
一是普职融通“双向互动”的校际改革较少。目前普职融通实践仍然大多停留在校内整改层面，学校之间、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仍较少。校内普职融通属于学校内部的规划与调整，教师、课程资源、制度程序等各方面影响因素统一起来难度较低，是最基本、最易实现的，但同时也是效果最弱的。随着社会对人才要求的变化以及核心素养等教育理念的发展，深化普职融通必须将重点转向校际合作，形成“双向互动”。
二是课程融通内涵建设不足。课程融通是普职融通的基本载体，从现有的实践探索来看，普职课程融通的理念与实践均遭遇到重重困难，普职两类课程分离依旧，课程设计与开发缺乏理论指导，课程设置仅仅是普教课程与职教课程的机械拼凑、简单相加，并没有真正打破“学术”知识与“职业”知识的障碍，走向更深层次“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融合。
普职融通社会认可度低，出现“中职普高化”现象。社会对普职教育的认知存在偏误，普职不等值。人们普遍认为接受普通教育和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在学习成就、未来收益、社会认可、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存在差距。人们通常将职业教育视为“二流教育”，是成绩不好学生的最后出路。在理念没有发生根本转变、职业教育无法被客观看待的情况下，即使一些地方进行了推动普职融通的多种尝试和探索，结果仍是普通教育更受欢迎。普职融通存在职业高中向普通高中的单向倾斜，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内涵乃至课程体系方面都没有区别，结果出现“中职普高化”现象，即中职教育向普通高中教育靠拢。
健全普职融通制度是“十四五”期间我国在职业教育领域要做好制度建设的三件大事之一。打破普职壁垒、实现普职融通，要从加强普职融通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建立与普职融通相匹配的国家资格框架、完善高职分类考试，充分发挥评价的导向作用和提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等方面进行破解。
加强普职融合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我国普职融通政策仍停留在政策提倡阶段，普职融通因缺乏明确的指导意见而导致实施动力不足。要推动并深化普职融通的有效改革，需要变政策“建议”为政策“意见”，从政策“可操作性”和“执行力”方面细化设计，如在普职融通过程中的课程设置、学分互认以及学籍转换等方面细化政策指导，为普职融通改革寻找有效的突破口，以此来促进学生横向和纵向甚至跨界的流动，有效保证普职融通的推进。
建立与普职融通相匹配的国家资格框架。在推动普职融通改革中，构建普职之间的等值通道至关重要。国外职业教育发达国家通过国家资格框架制度，成功搭建沟通普职的通道与网络。英国通过多年努力，对国家资格框架体系进行了多次迭代，形成了将普通中等教育、职业教育与培训以及高等教育资格证书均包括在内的规范资格框架，根据学习量和难度水平对不同的资格等级进行划分和标示，在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搭建了可等值、可对比、可沟通、可衔接的桥梁，从制度层面确保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有相似的发展机会和空间。我国也可借鉴国际经验，构建并完善国家资格框架制度，实现普职融通的外在保障。
完善高职分类考试，充分发挥评价的导向作用。普职融通中最为重要的策略是课程融合。其实现形式目前多为在普通高中增添或渗透职业教育课程，即通过综合课程实现综合教育，以达到学生的全面发展。然而，在强大的高考制度框架下，多数学校不得不压缩与高考无关的职业教育课程，职业教育课程持续受冷，普职融通成为摆设。有效推进普职融通改革，必要前提是高考制度的改革，按照学术型人才的高考模式和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高考模式选拔人才，更多的学生才能主动转向职业教育求学。因此，进一步完善高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分类考试制度迫在眉睫。
提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引进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一直未取得理想效果。有学者将这一现状归因于中德两国大众职业教育观的不同，德国人的敬业态度并不因职业的不同而变化，这种职业教育价值观为德国职业教育的崇高声誉奠定了观念基础。基层实践经验也认为我国大众对普职教育的认知存在偏误是造成当前普职融通难以深化的重要原因。为此，笔者建议，一是加大对技能大赛冠军、大国工匠、劳动模范等职业教育培养的优秀人才的宣传，向公众展示接受职业教育学生所获得的直接性收益，资格证书、荣誉称号等符号性收益，以及未来发展和上升空间等发展性收益，彰显“人人出彩、人人皆可成才”的教育理念；二是继续加大职教活动周的宣传力度，鼓励和支持职业院校开门办职教周活动，加强职业教育办学的开放性，让社会深度了解职业教育，消除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误解，提升职业教育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作者尹玉辉 单位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