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彭振宇(1972- )，男，湖南永顺人，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社会职业与职业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4)

内容提要：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具有与普通教育不一样的教育规律、教育性质、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承担着为社会培养大量应用型人才的重任，应当具备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地位。文章深刻分析了职业教育面临的现状，并从哲学视角审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内涵，从理论角度审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特征，从政策角度审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经验，从现实角度审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尴尬。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发展建议：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土壤”培植工作；通过完善立法、严格执法，提高职业教育社会地位；通过制度政策倾斜，引导全社会重视职业教育；因地制宜，“一省一策”，强化省地两级统筹发展职业教育。

关 键 词：职业教育；普通教育；类型教育；职教20条；同等重要地位

标题注释：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2017年教学研究项目“湖北省行业组织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7548，项目主持人：彭振宇)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9)17-0005-08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职教20条”)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这是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指导意义的重要论断，必须深刻理解并深入推进，进一步提高职业教育社会地位，切实促进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笔者从哲学、理论、政策、现实等不同视角，谈谈对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认识，就教于方家。

一、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面临的现状

(一)党和国家空前重视职业教育发展

2006年，在国家示范高职院校建设期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出台，第一次提出：“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在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014年6月16日，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给出了“教育体系基本框架示意图”，从这个示意图可以看出，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与普通教育并列平行，在顶层设计上，已经初见雏形，但还没有明确提出。2014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就职业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批示，从三个方面深刻回答了“职业教育是什么”“职业教育怎么办”“职业教育为什么”，其中提到的“四合”(即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深刻揭示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基本的办学和教学规律，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2019年2月，国务院出台“职教20条”，首次明确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具有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地位，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可以说达到空前的高度。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随着全国教育大会的召开，“职教20条”的颁布，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被明确提出，一大批重要的职业教育政策文本密集出台，翻开了新时代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新篇章。

(二)中国职业教育的双重二元结构

整体上来看，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呈现一种双重二元结构。第一重二元结构是指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呈现出二元相对独立发展的态势，这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中的“教育体系基本框架示意图”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从体系建设的角度而言，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正在从小“h”结构向大“H”结构转变，职业教育由原来的层级概念逐渐向类型概念转变。也正因为这种二元结构，职业教育在与普通教育的比较参照中，处于明显不利地位。第二重二元结构是指中国职业教育内部从整体上看也呈现明显的二元结构(见图1)。这种二元结构，对职业教育发展来说，既是现实和特点，也是困难和障碍。这种职业教育双重二元结构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统筹协调难度大，增加管理成本，工作效率低，无法形成合力；二是政出多门、条块分割，不利于国家职业教育事业整体发展；三是资源内耗严重，各自为政，缺乏全局视野，不利于国家资源集中使用，延缓职业教育改革步伐；四是不利于国家人力资源结构的优化整合，加剧人才供需结构性矛盾，拖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五是不利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自身建设、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学校职业教育与其他形式职业教育之间的统筹规划。

　　

图1 中国职业教育二元结构示意

(三)社会大众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偏差

如果以1999年大扩招为分界线，人们对于职业教育的认识可以明显分为两个阶段：1999年以前的20年为一个阶段，人们普遍认为职业教育就是普通教育的一个学历层次，即中专学历，属于普通教育、学历教育的低层次；1999年大扩招之后的20年为另一个阶段，人们普遍认为职业教育是一种弱势教育，层次低、地位低、质量差。归纳起来，目前社会大众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偏差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教育性质认识有偏差，认为职业教育是考不上大学的人才接受的教育，类似于社会上的民办培训机构，有些人甚至认为职业教育具有成人教育性质；二是对教育地位认识有偏差，认为职业教育地位不高，不如普通教育那么体面；三是对教育质量认识有偏差，认为职业教育培养质量不好，没有入学和毕业门槛，什么人都可以上，怎么上都可以混毕业；四是对教育作用认识有偏差，认为职业教育学出来没什么用，学历文凭含金量不高，找不到好工作。

二、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多维审视

(一)哲学视角审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内涵

1.关于职业教育是什么。一种教育类型之所以是类型而不是层次，最根本的一条，是这种教育具有不可替代性，且具有不同于其他教育的内在规律(即体系性)。从教育自身的规律性来说，职业教育具有与普通教育不同的内在规律。普通教育按照认知规律，依据从简单到复杂、高深的学科逻辑，重点在知识的传授创新；职业教育则按照职业成长规律，依据从门外汉到技能高手、技能大师的工作逻辑，重点在技术技能传承创新。

根据人才分类理论，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主要分为研究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两大类，其中应用型人才又分为技能型、技术型和工程型三类。因此，从社会对人才需求的角度来说，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从总量上来说要多得多。按照二八理论，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大约占到整个社会需求总量的80％，对研究型人才的需求则只有20％。普通教育更多的是从提高国民基本素质、文化水平的角度，按照学历层级不同，根据学科分类要求，培养具有相应学历水平的学术型人才。职业教育则更多的是根据职业分类要求，从更好地满足社会各行各业不同层次的职业岗位或岗位群需要的角度来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换句话说，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人自身具有层次性和多样性，需要不同学历层级、不同专业的职业教育与之相对应，包括非学历教育的职业培训教育，以便培养出满足社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因此，从哲学的角度来回答职业教育是什么，按照“属+种差”的逻辑学定义规则，我们认为，职业教育是指按照职业成长规律，面向人人，以职业技术技能为教育内容，通过产教融合的培养方式，以应用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一种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其本质特征就在于技术技能传承创新。职业教育的初心就是围绕技术技能传承创新，培养足够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形成“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2.关于职业教育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从历史的角度看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客观来说，职业教育的历史要比普通教育的历史长得多。普通教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传承创新，从知识的抽象提炼开始，与人类理性思维的发展程度密不可分。这种思维能力提升的标志性事件，就是语言和文字的诞生。而在语言和文字诞生之前，技艺传承更多的是通过动作和行为，而不是借助语言和文字来完成的。人类通过实践劳动，在原始部落和家庭内部，通过动作示范或手把手教的方式，完成生产生活技艺的原始传承。这就是职业教育的原始雏形，也是传统学徒制的起源。人们在通过劳动改造自然(包括人本身)的过程中，产生职业教育的需要，生产生活的技艺经过不断传承创新，代代相传至今。

时至今日，人类社会经过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化社会的漫长演进，逐步向智能化社会迈进，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和专业化。在经历了漫长的前学科发展阶段之后，职业教育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就是现代职业教育的诞生。现代职业教育对于现代社会各行各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可以预见，在未来社会的发展中，职业教育必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均衡，正在经历社会转型升级的大国，职业教育在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改善民生等方面，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二)理论视角审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特征

理论上来说，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最为显著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跨界性。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天然具有教育的特征，具有教育的共性。但是，作为一种类型教育，它又不仅具有教育的特征和属性，还具有人力资源的属性，与产业界、经济界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跨界性，就决定了职业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不能用对待普通教育的方式来对待职业教育，必须站在经济运行、产业发展、民生就业的高度来看待职业教育，通过综合性的政策工具和制度措施来引导职业教育发展。

第二，职业性。所谓职业性，是指职业教育针对某个(种)特定职业(群)展开相对较为系统的教育。职业针对性是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根本属性，也是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根本区别。普通教育围绕学科知识进行教育，职业教育围绕职业技术技能进行教育。这种职业针对性决定了职业教育必须根据劳动就业市场对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的变化来适时调整自身的教育教学策略，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开放性。

第三，多样性。一是层次的多样性。职业教育包括初等、中等、高等三个层次，在普通教育的不同层级中也包含职业教育内容。在目前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阶段，必须坚持职业教育的多样性，以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二是形式的多样性。职业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不能把职业教育与学校职业教育直接画等号。职业教育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学校全日制教育，还有企业培训、继续教育、技能培训、半工半读、周末班、夜班、自我培养等多种方式。三是功能的多样性。不能把职业教育与学历职业教育简单画等号，职业教育除了具有培养学历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基本功能外，还有多样化的非学历教育职能，如技术技能研发、职业培训服务、社区服务、创新创业教育、产业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与服务等。

第四，终身性。随着人类科技进步，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越来越趋向自动化、智能化，对工作能力和生活品质的追求都在日益提高，终身从事一个职业或在同一个岗位上工作一辈子的情况将越来越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SCED)2011版》中，对“学习”和“教育”等概念进行了重新诠释。学习作为一种个人行为将越来越倾向于个体通过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进行自主学习。为弥补自主学习的不足，教育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将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和更舒适的环境来满足这种需求。传统的教育形式、教育环境、教育手段和教育工具，都将面临巨大改变。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具有终身性特征。它将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提供相应的教育服务，支撑个体和社会发展。从职业启蒙到专业教育，再到继续教育和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将伴随人们的终身。

第五，普惠性。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社会需求量巨大、普及性的教育，是一种“面向人人”的教育，具有公益性、普惠性特征。这跟当前“双高”创建并不矛盾。也就是说，职业教育并不排斥高端发展、高质量发展。发展普惠性职业教育并不意味着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甚至以低端为定位。如何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办好普惠性职业教育，对于正在快速发展的中国职业教育而言，的确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三)政策视角审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经验

从职业教育政策的视角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我们可以把职业教育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1949-1978年)。为了摆脱民国时期中国教育受英美教育影响的局面，这个时期的职业教育政策主要是在党的领导下向苏联学习。以1952年院系调整为标志，一大批专科学校、中专学校应运而生，职业教育处于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主要作为普通教育的一个层次，即中专学历教育而存在。但是，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果，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以及随后到来的“文革”中几乎消耗殆尽。

二是改革开放以来(1978-1999年)。这个时期的职业教育政策以拨乱反正，恢复“文革”期间受到重创的职业教育为主。在邓小平同志的关心下，职业教育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可以称作中国职业教育的“黄金10年”。那时候只有初中阶段最优秀的学生才有资格报考职业院校，如果能够考上国家重点中专，就会取得国家干部身份，成为家庭的荣耀，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空前高涨。1995年前后，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就业政策由国家包分配向市场主导的双向选择转变，职业教育受到极大影响。初中阶段的优秀生源不再青睐职业教育，转而参加普通高考，投向普通高中。职业教育逐渐走向滑坡，发展面临困境。

三是1999年大扩招以来(1999-2017年)。伴随1999年大扩招政策的全面实施，职业教育迎来一个重大政策机遇期。随着“三教统筹”“三改一补”政策的落地，一大批优秀中专通过资源整合升格为高职院校。高等职业教育迅速发展，中等职业教育迅速萎缩。中国统计局官网上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全国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从1998年的430所发展为1418所，增长3.3倍，占整个高等教育高校总数的52％以上。而中等职业教育(仅指普通中专学校)学校数从1999年高峰时候的4109所，缩减到2018年的3346所。

四是党的十九大以来(2018年至今)。党的十九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2019年新春伊始，职业教育就进入政策密集发布期，重大政策一个接一个推出，并首次提出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论断，这意味着职业教育发展迎来新时代。

一般而言，政策文本都是相关利益主体博弈、妥协的结果，而不是具有理想化倾向的学术研究文本，因此难免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有学者研究指出，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逻辑从动力、趋向、过程及话语四个方面来看，政策文本与职业教育实践还存在差距。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职业教育政策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每当政策制定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时，职业教育就能够得到较好发展并赢得社会尊重和认可。由此可见，在中国这样一个行政主导色彩浓重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制度、政策对于改变和提升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重要地位的极端重要性。

(四)现实视角审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尴尬

从现实的角度审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地位不如普通教育重要的表现有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法律层面方面的不完善。从法律层面来说，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还远没有达到与普通教育并重的程度。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立法的角度而言，职业教育法律制度体系远未完善，1996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某些条款已经不符合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实际，亟待修订完善。国家层面的配套法律制度体系还不健全，基本上还处于用行政文件(政策文本)代替法律文本的阶段。二是从执法的角度来看，“一法三决定”①的贯彻落实执行还存在各种问题和不足，很多国家层面的制度政策没有在省级及以下层面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各省落实步调、落实程度不一致，导致全国各职业院校发展出现极大的省际差异和校际差异。

2.财政投入方面的不平等。充足的经费保障是确保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体现职普同等重要地位的重要方面。相对普通教育而言，职业教育的国家财政投入非常少。以2019年5月公布的370所高职院校预算数据为例，从地区分布上看，全国高职院校预算排名前六位的省份分别是：北京、广东、湖北、浙江、江苏、山东，校均年预算经费为2.4亿元；从高职院校个体排名看，全国排名前10位的高职院校中，广东有5所，占比50％，其中预算最多的学校是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年预算经费超过17亿元，预算最少的学校仅有406万元。②这样的经费预算数据，即便是与一般普通本科高校比，也有巨大差距。以教育部公布的75所部属高校2019年预算数据为例，在已公示的30所普通高校中，清华大学年预算经费近300亿元，高居榜首，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紧随其后，预算经费近200亿元，最少的湖南大学也有45亿元。③从数据对比中可以明显看出，高职院校最“富有”的学校，其预算经费在普通高校的经费预算列表中也只能排在65名以后，更不用说一般普通高职院校了。

3.招生就业方面的不合理。长期以来，不合理的高考招生录取制度是制约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高考总分750分的情况下，高职院校的录取分数线通常只有150～200分，也就是说高职院校录取的学生高考平均各科成绩只有30～40分。这样的生源质量，如何与普通高校录取分数为500分以上的生源相比?如何有效组织教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从就业方面来看，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歧视更为严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找工作时的学历歧视，很多单位招人都有第一学历的门槛限制，中专、大专，甚至不是名校本科毕业的文凭都多少会受到歧视；二是就业歧视，职业院校毕业生在城市落户、职务晋升、工资待遇等方面也有多种歧视性规定；三是劳动歧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在福利待遇方面有身份差异，同工不同酬。

4.体系建设方面的不通畅。根据《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中的“教育体系基本框架示意图”，作为类型教育，就应当是并列平行、平等互通的关系。但事实上，在高中阶段，中职教育明显不如普通高中；在高等教育阶段，高职教育明显不如普通高等教育。普通教育向职业教育流动容易，职业教育向普通教育流动困难。从老百姓的普遍选择上来说，有机会上普通高中就绝不会选择上中职学校，有机会上普通高校就绝不会选择高职教育。基于普通民众自由选择的现代教育体系(教育“立交桥”)还并没有完全建立，职业教育“断头路”“天花板”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三、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发展建议

由于特殊的国情和历史现实原因，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要达到与普通教育并重的目标，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项耗时长、涉及面广的庞大系统工程，必须科学论证、循序渐进。从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笔者认为应当在以下四个方面持续发力，才能久久为功。

(一)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土壤”培植工作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在教育领域有向外国学习的传统。进入21世纪后，职业教育领域主要学习德国经验。遗憾的是，学习德国职业教育经验很多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整体上来看，效果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好。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们不具备德国那样的“社会土壤”。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必须认真总结反思。因此，我们学习德国、美国、澳大利亚，不能只看见那些显性成果，如模式、概念、具体制度等，更应该关注那些容易被忽视的隐性因素对于其职业教育模式形成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如发展历史、文化传统、民众基础、法治环境、政治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民族精神等。德国的“双元制”、新加坡的“教学工厂”、澳大利亚的“培训包”、美国的“社区学院”等，都是这些国家历史和国情相结合的产物。简单、机械地学习他们的概念和具体模式，不仅无法学到其精髓，还很容易“南橘北枳”学走样，消耗、浪费大量社会资源，得不偿失。因此，对我国而言，应当加强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土壤”培植工作，加快国外先进职业教育经验本土化研究进程，创造有利于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社会环境和“土壤”，更新社会观念，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促进职业教育认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模式。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建立全国征信系统，培育契约精神和诚信意识，更新教育观念，引导全社会树立大职业教育观，重视职业教育发展；二是完善法治环境，严格执法检查，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弘扬法治精神；三是完善行业协会制度，赋予其职业教育标准制定及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监督职能；四是建立统一的国家职业资格框架和职业能力标准体系，构建与普通教育并行互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五是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遴选发布制度，逐步培育产教融合发展的社会氛围，促进形成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二)通过完善立法、严格执法，提高职业教育社会地位

在依法治国、依法治教的大背景和大趋势下，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要取得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地位，从根本上来说，还得依靠法律制度。这主要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方面，要加强职业教育立法工作，不断完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把党和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把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社会作用、社会功能等，以法律文本的形式明确、固化下来，而不是依靠行政文件或国家领导人批示的方式来体现。要尽快修订出台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等系列法律文件，及其配套的相关劳动人事制度、就业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另一方面，要加大职业教育执法检查力度。好的法律制度，需要严格执法来体现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来弘扬法的精神。当前我国职业教育除了立法不完善之外，在执法层面的问题主要有两条：一是有法不依，如“一法三决定”的某些条款和目标至今没有执行到位；二是执法不严，职业教育在很多时候都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重要，缺乏惩戒激励机制。2015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同志主持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颁行19年以来中国首份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报告。报告指出，职业教育存在与社会实际需求不匹配问题。对职业教育重要性认识仍然不足，职业教育不能满足社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多方面需求，职业教育经费稳步增长机制不够健全，教师队伍还不适应职业教育发展需要，企业办学的作用未能充分有效发挥，职业技能培训难以满足需求。

(三)通过制度政策倾斜，引导全社会重视职业教育

制度政策具有强大的社会导向作用。人们对制度政策的指挥棒作用深信不疑。职业教育之所以备受歧视、地位低下，与制度政策方面的歧视性安排密不可分，如中/高招录取制度、经费投入制度、用人就业政策、劳动预备制度等，亟待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引导全社会重视职业教育，真正让职业教育“香起来”“亮起来”“忙起来”“强起来”“活起来”“特起来”。制度政策推进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特点，就当前而言，具体建议主要有五条：一是增加职业教育财政投入。进一步完善中职、高职生均拨款制度；提高中职免费入学补贴标准，在高职院校生均拨款1.2万元基础上，使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拨款标准持平并同步同幅度提高；增加职业院校经费预算额度、重大财政专项额度和奖励性拨款额度，大力改善职业院校基本办学条件。二是改革职业教育招生录取制度，建立分类分层指导机制。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招生录取制度，对普惠型职业院校，采取宽进严出政策，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对高端优质职业院校(如高职“双高”学校和优质校)，采取严进严出政策，优先选拔优质生源，提高职业教育美誉度。三是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劳动待遇。在就业、创业、落户、职务晋升、职称评聘、人才流动等方面，取消学历门槛限制，福利待遇与技能等级挂钩。四是完善对技术技能人才的奖励机制，加大奖励力度。对各行各业具有扎实职业技术技能的精英给予必要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加大奖励力度。五是建立对产教融合型企业考核激励机制。对通过考核的企业给予重奖或大额补贴，加大对产教融合不力的企业警告和处罚力度。

(四)因地制宜，“一省一策”，强化省地两级统筹发展职业教育

由于中国各地发展存在显著的区域不平衡性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经济发展呈现出东部、沿海、中心城市相对发达，中西部、内陆、边远农村地区相对落后的现象。历史和区域对比性研究显示，职业教育与经济发达程度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性。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职业教育就越发达；职业教育越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也越快，形成良性循环。反之，经济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往往也发展不好；职业教育发展不好，经济发展也会明显受到影响，形成恶性循环。就现实状况而言，江苏、浙江、广东、上海、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在落实国家职业教育制度政策方面，常常反应迅速，步子较大，成为职业教育强省，而中西部地区省份则相对反应迟缓，步子保守，印证了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程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据此，应根据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国家宏观制度政策基调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因地制宜，“一省一策”，促使有利于职普同等重要地位的地方制度政策出台。一是允许各省出台符合本地实际需要的职业教育制度政策，刺激职业教育事业发展，推动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职业教育制度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目标，形成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格局。二是强化省地两级统筹，扩大职业教育办学自主权，将各地职业教育事业发展与地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同步规划、同步实施推进、同步检查，将职业教育发展作为地方政府“一把手”工程，与地方发展目标考核挂钩，实行一票否决。

总之，面对职业教育发展千载难逢的重大机遇期，只要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以习近平关于职业教育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牢牢把握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根本特征，上下齐心，真抓实干，以改革的办法破解当前职业教育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障碍和困难，就一定可以实现职普同等重要地位目标，高质量建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职业教育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一法三决定”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1996年)和《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号)《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

②数据来源于高职发展智库《2019年高职院校预算大公开：最高17亿!》，http://www.zggzzk.com/redianzixun/shownews.php?id=254.

③数据来源于壹学者《中国最有钱大学排名：钱哪来的?花在哪儿?》，https://chuansongme.com/n/2955887045822.

参考文献：

[1]董仁忠.“大职教观”视野中的职业教育制度变革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

[2]李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发展历程、变迁逻辑及未来展望[J].继续教育研究，2018(11)：93-98.

[3]彭振宇.国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的共性与趋势[J].职教论坛，2015(27)：9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