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加剧了大变局之变，疫情导致各个经济体的经济活动明显萎缩，加之新技术对不同产业的影响，各国职业教育面临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职业教育该怎么走？11月29日，以“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为主题的2020中国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论坛在我省杭州召开。来自百余家高职院校、研究机构和企业的200余位专家学者、企业管理者等参与了本次论坛，共话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大计。

差距：

中东欧六七成工人达中级水平

上个月，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我省共有103人获此殊荣，其中，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32名。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我国越来越重视技术工人的培养，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而技术工人的培育和成长离不开职业教育。

但在外交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事务特别代表霍玉珍看来，与中东欧的职业教育相比，我国的职业教育还未得到家长、社会的广泛认可和重视，“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还未深入人心。

据她介绍，在中东欧国家，职业教育是立国之本。父母把孩子的兴趣放在第一位，把他们的兴趣和个人的成长相结合，每个孩子都能得到个性化的成长，能够充分发挥潜能。

“中东欧国家讲究实用，他们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作为一个饭碗，可以凭借它生存、生活。”霍玉珍说，发挥各自潜能恰恰是培养工匠精神和高素质产业大军的前提。

在此理念之下，中东欧地区的工人水平极高，达到中级水平的工人占了60%~70%，真正达到了精尖的程度。在实现工业现代化进程中，最需要中级水平的工人。反观我国，初级水平的工人占比较高。

观点：

走出“创新陷阱”

“我们总是追求真理，追求真理是人类永恒的使命，但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追求到真理、拿诺贝尔奖的，每个人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中国人民大学欧盟“让·莫内讲师”教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的博士生导师王义桅的观点与霍玉珍不谋而合。

“每个人做自己喜欢的事，基于这个前提，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并实现‘走出去’。”

在他看来，中国可以生产从螺母到航母、从味精到卫星、从火柴到火箭，职业教育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此，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找到适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理念以及教育模式，才能造福更多人。

“欧美的发展模式是创新，创新是节省劳动力、节省资源，但广大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便宜、资源丰富，然而越节省却越落后，所以这是创新陷阱。”王义桅说，世界上80%的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他们都需要脱贫致富，我们的职业教育除了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还要让他们分享中国的市场机遇。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得到发展的同时，“成为自己”。

路径：

职业教育“走出去”

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监事会主席、华立海外执行董事、浙江省境外投资企业协会会长肖琪经认为，职业教育“走出去”迫在眉睫，一方面可以为中国企业培养合格的具有一定职业技术素质的外籍工人和管理者，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传授知识的同时讲好中国故事，有利于输出中国文化和价值观。

“‘一带一路’的人才战略根本目的是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更多是让世界伟大，而不是让少数国家伟大。”王义桅提出，“一带一路”职业教育“走出去”，首先在标准上要实现“三通”：一是通约，要兼容。二是通达，要他们成为自己。三是通用，通用性的技术标准、通用性的做法。

北京师范大学京师特聘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薛二勇提出，职业教育“走出去”，要建立国家职业资格框架，畅通国际互认的体系。6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里有42个拥有职业资格框架，但中国还没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教计划亚非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杨文明则给出了我国职业教育全球化的发展路向：一是转变理念，由本地化向国际化、全球化转变，当地企业发展到哪，职业院校就要服务到哪。二是治理制度由分层治理向统一治理，改变目前职业院校和“走出去”企业单打独斗的现状。三是专业建设要由精细化专业向跨界专业群转变。

本次论坛由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指导，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联合主办，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承办。（曾晨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