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唐锡海(1966- )，南宁师范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比较职业教育；袁倩(1993- )，南宁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比较职业教育。
内容提要：本土化视域下的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实质上是一个国际化和本土化相互交融的过程。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是指在开放包容的观念下，通过国际间的交流、合作实现国际同行平等对话、相互促进的过程；而本土化则是指中国职业教育经验被输入国本土吸收、认同的过程。厘清职业教育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关系，有利于使本国职业教育与世界职业教育共生共融。对提高中国职业教育模式的国际适应性、服务中国企业本土化经营、提升中国职业教育认同感、降低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成本等具有重要意义。促进国际化与本土化融合、协同企业“走出去”和伴随文化“走出去”是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有效路径。
关 键 词：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 国际化 本土化
标题注释：2016年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大招标课题《“一带一路”战略下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实践研究》(编号：GXZJ2016ZD32)。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54(2018)05-0019-06
从早期移植发达国家成熟的职业教育模式，到后来对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经验进行批判思考与借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模式，在世界职业教育发展中走出“中国特色之路”，这既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过程，也是一个本土化过程。当下，“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的提出对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格局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作为有担当的世界大国，职业教育不仅仅要为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所需的知识、技能和人才，而且需要把经验、智慧和方案分享到其它国家。但由于各个国家都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空间限制，简单地把中国职业教育模式移植照搬到他国，会造成“水土不服”，也会对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产生负面影响。中国职业教育经验要在他国具体传播和扎根，必须经过吸收、消化，也就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走出去”是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融合的一个过程。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要避免单一向度的国际化，必须关照他国现实。因此，厘清职业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深层逻辑关系，对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本土化需求和策略进行探析，才能促进中国职业教育更好地“走出去”，进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一、职业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内涵
(一)职业教育国际化
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带来了全球市场、信息、文化、理念和思想等方面的沟通、分享与融合，使国际化成为一个席卷全球的客观事实。“夫物之生从于化”，新事物产生的过程，即“化”的过程，国际化的本意是指所设计的应用程序功能或设计能够满足不同地区运行的需要，这种过程就称为国际化。随着对国际化理解的不断加深，其内涵不断丰富，主要包括人才培养说、国际交流说、社会职能说、发展趋势说、客观规律说。[1]笔者认为，国际化即指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在国际范围内实现物质、精神、资源等的共享，产生了跨越地理意义上的更为广泛的联系过程。
职业教育国际化是指一个国家的职业教育在国际意识、开放包容观念的指导下，通过国际间的职业教育理念和内容、人员交流、国际合作以及跨国教育活动等，不断促进国际社会理解、参与国际教育事务、提高国际学术地位、与国际同行实现平等对话，从而促进世界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从职业教育国际化实现过程的内在机制来看，它主要包括三个阶段：一是以某国成熟的职业教育模式为榜样，实行“与国际接轨”，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这是职业教育国际化道路初期的一种必然选择。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中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模式以学习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经验为主，比如澳大利亚TAFE(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德国的双元制、美国的社区学院等。二是结合本国文化制度、社会制度、教育问题等实际情况，对外来教育思想进行选择性的借鉴学习。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各有特色，任何一种成熟的职业教育模式都是在自身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民族特色中形成，而职业教育国际化并非是西方化、某国化，也不是国际趋同化，仅仅依靠学习模仿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理论、思想、模式等，是不足以解决职业教育实际问题的，盲目地学习模仿将会使职业教育丧失自我、水土不服。这一时期的国际化从传播走向扬弃，进行批判性思考和借鉴。[2]三是本国职业教育在学习借鉴他国经验基础上，通过内在转化建构出一种符合本国教育实际的新的教育理论和思想，并取得一定成效。这时，国际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本国职业教育模式开始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中走向世界，并最终成为职业教育理念与方法的输出国，文化交流真正变成双向的沟通学习，真正实现职业教育的国际化。
(二)职业教育本土化
本土化是相对于国际化而言的。从“本土化”词汇所蕴含的实践指向看，它是一种具有特定活动目的指向的实践活动，它的提出源于外来文化理论的冲击，使社会原有的思考与认知模式有被同化的可能，在此种危机意识下所产生的一种对外来文化的感知模式。[3]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不同，教育理论的“本土化”这一概念一定是建立在引进和借鉴的基础上的。[4]一方面需要不断引进和借鉴外来文化，另一方面，则要求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要保留和体现出自身民族的特色，在本土文化的土壤中吸收外来文化，使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相互沟通、融合，改变彼此的初始形态以适应社会文化发展要求。
职业教育本土化是在职业教育多元化、多样性的理念指导下，在本土职业教育和国际职业教育充分沟通理解的基础上，将外来职业教育思想转化为本国职业教育实际，更加突显民族特征、文化特色，体现本土特征的过程。教育理论如同一个生物有机体，有着内在的完整机理与循环系统。[5]任何一种成熟的职业教育模式都是在自身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民族特色中形成的，对外国职业教育理论全盘接受或是盲目照搬进行简单“拿来”，其结果很容易产生“排他性”或“水土不服”。学习和引进先进职业教育经验是发展自身的手段、途径，本土化才是最终结果和目的。接收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对外来理论、思想、模式进行重新检验和适当的“内化”，与本国制度文化观相符。以此达到构建符合本国职业教育持续发展实际的、科学的、新的职业教育体系，提升本国职业教育水平和国际对话能力。因此，本土化视角下的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即指中国职业教育经验如何在输入国本土被吸收、认同进而转化为本地职业教育的有机构成过程。
(三)职业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职业教育国际化和本土化是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两方面，相互依存、不断转化。国际化是基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事实对职业教育进行的一种价值选择，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更为宽广的视野，促进了全球优秀职业教育资源的交流和共享，使得不同文化得以相互理解沟通。从其内涵特征来看，“国际”体现着一种职业教育的规则、职业教育的标准和职业教育的模式，是对一流的、公认的职业教育规则、标准、经验的推广及普及。从国际化的实际运作过程来看，国际化是对一系列职业教育国际活动进行跨文化的整合管理过程，是一种推动本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目的和手段。国际化的最终目的是提高教育质量，使教育在质量上不断地趋向国际规范，接近或符合国际水准，从而使本土文化的个性得到彰显和丰富。[6]本土化基于民族特质，是民族文化的结晶。[7]它是任何一种文化存在的基础，构成了世界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为职业教育国际化的交流与合作形成了可能。事物是不断发展的，职业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在彼此促进的动态变化中实现螺旋式上升。没有职业教育国际化对本土文化的刺激就不能引发职业教育本土化的思考，失去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时代色彩，本土化也将无所依托。而国际化中的外来职业教育文化也只有通过本土化的方式才能进入本土的职业教育实践中来，失去了本土化环节的国际化，导致的只能是文化的霸权化和殖民化。任何一种外来教育想要具有持久深远的影响，就必须走本土化的道路，是指导国际化具体落地、生根发芽的一种逻辑要求和理性选择。因此，任何一国职业教育要想获得自身的生长发展，只有走国际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道路，在本土化、民族化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吸收借鉴别国先进经验为我所用，才能使本国职业教育与世界职业教育共生共融，相得益彰。才能进一步成为职业教育先进经验输出国，与处于优势地位的职业教育国家具有同等地位，国际交流变成双向平等，实现真正的国际化。
二、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本土化必要性
利用经济全球化、“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等职业教育走出去的良好契机，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国门，经由本土化的过程，发挥自身在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方面的资源优势，实现在别国的异地生长、不断磨合，对于提高中国职业教育模式国际适应性、促进中国企业本土化经营和提高自身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国际同行话语权等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提高中国职业教育模式的国际适应性
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主要对象涉及诸多国家和地区，更多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输入国不同的社会文化、经济发展以及复杂多变的政治体制，使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面临着影响力有限、关注度不高、文化制度、理念政策等方面的挑战，迫切需要提高职业教育模式的国际适应性。职业教育模式的国际适应性是指模式从输出国传播到输入国之后，对输入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制度环境的适应。[8]一方面，中国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解决职业教育问题的经验，经归纳总结和实践的反复检验后形成了特定的职业教育模式。但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在职业教育欠发达地区教育输出中一直居于优势地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显示，高等教育输出国所占份额为美国48％、澳大利亚9％、英国8％、法国7％。[9]因此中国“走出去”的过程中囿于起步晚、国际影响力有限和关注度不高等一些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模式固有特点的困境。另一方面，任何教育理论都有其自身形成的文化背景和民族特色，各个国家对许多职业教育基本问题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理论预设，“走出去”不可能被其它国家完全认同。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结合本土化视角，清醒认识沿线合作伙伴国家经济社会呈现政体国体“多样化”和经济社会处于转型期带来政策“多变化”的特点。[10]深入研究他国政治制度环境，了解输入国民族文化观念，在明确他国职业教育基础上积极选择与改变中国职业教育模式、灵活调适，与输入国制度文化环境和谐发展，才能提高中国职业教育模式的国际适应性，由过去职业教育输出的接受国向输出国转变，促进中国职业教育模式在国际适应过程中传播。
(二)更好地为中国企业本土化经营服务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企业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经验和较高的技术水平。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大量基础设施工程和产能输出项目，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涌入国际市场，期望借此扩大海外市场规模、促进产业转型以及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在此背景下，解决好本土化经营问题是企业“走出去”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也是对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洗礼和提升。而技术和人才则在本土化经营中扮演着支点的重要角色。“走出去”过程中企业代表深感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的数量难以满足企业需求，缺少一大批既精通所在国语言、又熟悉所在国法律和文化习俗的一线技术技能人才和项目管理人才，更缺少像工长一类的一线生产指挥人才和对当地员工进行指导和培训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除了海外专业人才数量紧缺外，更缺乏高端战略人才、高端技术技能人才。[11]这一需求与职业教育提供技术和人才的办学本质属性不谋而合。本土化视角下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要根据当前国际时代发展和技术变革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对企业所需本土化人才进行培养。一方面，职业院校加强所在国家的地域、民族、语言和文化等知识的学习，满足企业本土化经营中对能够承担当地员工培训指导的工程技术人才以及熟悉当地法律和文化制度的项目管理人员等不同层次人才需求，优化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人力资源质量和效率，为中国在外企业更好经营提供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保障。另一方面，职业院校基于自身特色，结合当地的社会发展情况进行教学内容的选择，提高教学内容与职业教育接受者和企业发展需求之间的契合度。企业通过与职业教育融合寻求技术支撑，实现企业的产品生产、技术开发和成果应用，实现企业转型升级。
(三)降低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成本
中国职业教育通常以“教育援助”的形式实现在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走出去”。这也意味着“走出去”比国内学校需要更多的师资、设备、资金等职业教育办学资源作为保障。然而职业院校自有的资源却是有限的。本土化过程中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要与输入国本地其它职业教育机构、企业等寻求对接，通过资源共享、资源共建、校企共建等方式加强双方优势资源的整合互动，形成共生资源，有利于降低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成本。从师资需要来看，随着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范围的扩展，师资队伍的匮乏成为职业教育“走出去”的瓶颈。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目前还处于初始阶段，开展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教师主要是中国职业院校的公派教师，由于输入国与中国的文化语言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国内公派教师具有一定的跨文化教学难度。一是缺乏适应当地教学的不同教学方法；二是缺乏适应当地情况的能力。[12]本土化视角下的职业教育“走出去”，首先可以充分利用输入国现有和潜在的职业教育教师资源，通过相关教师培训，帮助其成为职业教育工作专门人才，能够有效补充当地职业教育教师数量的不足，缓解师资的供求矛盾；其次，对国内公派教师进行本土化知识学习培训，有利于教师了解学习者特点和当地教育框架，有效缓解跨文化教学中“水土不服”的现象，实施有效的跨文化教学；最后，通过与本地其它职业教育机构对接，实施教师资源共享，与中国“走出去”教师组建学习共同体，提高“走出去”教师教育水平的同时，也降低了“走出去”所需师资成本。从影响“教育援助”的因素考虑，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主要受国际关系、国家政策、文化差异、境外管理等不确定因素影响较大。经由本土化过程，加强与本土资源合作，以双方共同利益为切入口，深化与当地其它高校、企业合作。本土化的“走出去”与涉外企业和输入国本地企业进行资源交换，在共享本地政策资源、学校物质资源采购、生产实习基地、教学场地和设施等方面，通过进行资源共建共享、校企共建等方式，在利益分配的基础上进行成本分担，构建职业教育“走出去”多元主体利益协调机制，实现平台共建、资源共享，降低“走出去”成本。
(四)提升对中国职业教育的认同
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本质是中国教育输出的一个过程，也是输入国对中国职业教育认同的过程。教育的输出是一国教育、文化、经济实力的反映，也是发展和提升自我实力的第一要务。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国际化和本土化的交融共生是提升输出能力的基础。本土化视域下的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紧抓机遇，与沿边国家或地区开展国际化交流与合作，学习借鉴输入国先进的教育方法和思想，增强职业教育的耦合价值，切合本土需求开发职业教育国际化课程等，提高“走出去”职业院校核心竞争力，发展“走出去”的专业或学科优势，形成教育品牌。在良好的职业教育口碑基础上提高国际对中国职业教育的认同，实现职业教育有效输出。在实现输入国对中国职业教育的认同过程中，职业教育理念的本土化是前提。先进职业教育理念实现本土化主要通过两种形式，一种是自下而上式，另一种则是自上而下式。自下而上式的教育理念本土化主要是在职业教育“走出去”过程中，以某项具体教学为突破口，帮助输入国提高教学水平，带动整体教学水平的提升，由此带来教师教育理念的转变。比如我国贵阳职业技术学院以汉语培训为起点，发挥自身在轨道交通专业的特殊优势，与越南、老挝等国签订技术教育服务协议，进行教育理念本土化输出。另一种自上而下式的教育理念本土化，则是以输入国学校的宏观层面作为抓手，帮助输入国制订学校的顶层管理框架以及开展大规模教师培训、留学生等计划，以广西南宁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学院以项目合作的方式，面向东盟地区开展留学生项目服务，积极承担教师等培训项目，向东盟国家输出高职教育，以此实现教育理念的本土化输出。通过职业教育理念本土化的输出，向世界展现中国职业院校的外在整体形象，使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职业院校、机构和个人了解我国职业院校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特色，提升对中国职业教育的认同。[13]
三、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本土化策略
在本土化视域下，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是一个内涵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它既离不开与国际教育界的互动，也离不开本土教育界的探索。[14]在职业教育“走出去”本土化的必要性探析下，中国企业作为具有走出去经验的主体，已然成为协助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本土化的主要力量；而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适应性和认同则需要以双方教育文化的融合为前提，因此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本土化有必要在“国际化”与“本土化”融合、协同企业“走出去”和文化融合的路径中实现。
(一)国际化与本土化融合
职业教育“走出去”既是职业教育国际化过程，也是国与国之间合作交流过程，同时也是职业教育经验本土化的过程。由于国与国之间文化差异，各国职业教育理论与模式有特定社会环境，职业教育“走出去”，不考虑输入国现实情况，把经验简单移植到他国，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也会对职业教育“走出去”形成阻抗，影响“走出去”的可持续性。各国职业教育具有自身实际需求，其教育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是独特的，不可能简单照搬他国经验，他国经验只能起到参照和借鉴的作用，除了扎根的本国教育土壤，消化吸收人类一切先进的教育成果，构建本土化职业教育模式别无他途。因此，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过程，不能只管输出，不问对象与效果。本土化视域下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是一种视界融合，既要扮演好输出国角色，也要转换为输入国的视角，自觉关照他国教育现实问题，以“本土化”为依托，使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在扎根输入国教育土壤下实现“走出去”。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并不是单向度、线性的，而是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的职业教育合作与交流，职业教育经验的共享、融合，并在此基础上的创新，创生出具有输入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模式。
(二)协同企业“走出去”
在政府主导，对职业教育伴随企业“走出去”实现本土化政策的支持下，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本土化的实现主要有三种途径：适应企业“走出去”倡议，积极开展跨国技能培训、与企业开展海外合作办学项目、深化产教融合，服务企业海外经营。首先，面对跨国公司本土化技能型人才缺乏的问题，职业院校应主动尝试与“走出去”企业沟通建立联系，对接当地区域经济发展和企业发展人才需要，开发职业教育培训市场，设立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开展跨国技能培训。满足“走出去”企业本土化人才培养和培训需求，培养企业经营急需的本土化人才。其次，职业院校应在政府的引导下，联合“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配合高铁等基础设施行业、企业“走出去”，探索开展各种形式的海外合作办学项目，联合建立职业学校。“走出去”的企业经过多年探索实践，与海外政府大多具有良好的互动，了解当地市场需求和教育模式，且拥有十分丰厚的物资等资源，发挥企业在合作办学的基础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以此降低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本土化风险。最后，在伴随企业“走出去”过程中，职业院校应深化产教融合，重视企业需求。深入企业调研，根据企业实情，制订教学目标和内容，职业教育“走出去”向“需求导向”型转变，以订单式人才培养等作为校企海外合作的切入口，形成海外校企合作长效机制，服务企业“本土化”经营。
(三)伴随文化“走出去”
实现本土化的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需要中国与职业教育输入国形成一种教育文化融合。职业教育作为适合中国与东道国在文化上能够相互统一、认可的交流点，为加强中国与东道国文化的融合取得一个产生共鸣的文化切入点。即双方各国通过文化认知、文化认同、文化自觉等逻辑演进，跨越文化藩篱，从对方文化中汲取有益养分，以此满足各自组织的职业教育发展需求和目标要求。[15]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本土化，首先，需要对东道国职业教育文化形成全面的认知。包括对职业教育自我文化认知、职业教育他文化认知以及世界大文化的认知。[16]在文化认知形成的基础上探寻两国职业教育交流的交叉地带作为融合的切入点，比如以“铁路建设”“中医药文化”等为平台和联结纽带，为本土化的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项目奠定合作基础。其次，在形成文化认知的基础上，加强自身职业教育文化反思，形成职业教育文化自觉。应看到中国职业教育自身文化存在的不足和局限性，摒弃当前不利于本土化“走出去”的职业教育文化因素，根据输入国职业教育发展要求调整自身文化，积极适应输入国本土职业教育发展新环境。同时，以开放的心态吸收接纳不同职业教育文化，汲取东道国职业教育优秀文化，促进中国职业教育更好地服务于输入国建设。最后，提高输入国的中国文化认同感。在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过程中，不仅仅只是技术的输出，还伴随着文化的输出，在中国文化传播中实现职业教育“走出去”。特别开设汉语学习、中国剪纸、中国茶艺等课程，帮助他国学生体验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魅力，依托更多输入国本土认同的文化实践活动，更好地宣传中国文化，加强中国与东道国文化融合，弥合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裂缝，增进对中国文化认同，推动职业教育的深入合作。
参考文献：
[1]宋文红，朱月娥.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思考[J].高等理科教育，2002(4)：1-6.
[2]王长纯.从传播走向扬弃：由“十五”进入“十一五”的中国比较教育[J].比较教育研究，2007(3)：1-7.
[3]李承先，陈学飞.话语权与教育本土化[J].教育研究，2008(6)：14-17.
[4]褚远辉，辉进宇.比较教育的学科特性与教育理论的“本土化”[J].教育研究，2013(1)：16-19.
[5]马维娜.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合理性追究[J].上海教育科研，2001(4)：8-10.
[6]周南照.打造教师教育国际化平台[N].华东师范大学校报，2006-04-11(2).
[7]刘宁.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关系研究[J].新疆社会科学，2015(6)：151-153.
[8]蓝洁，唐锡海.职业教育模式的国际适应性[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36)：25-30.
[9][10]李成明.一带一路战略下高职院校提升境外服务输出能力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8)：83-88.
[11]李术蕊.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召开一带一路战略与职业教育研讨会[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25)：15-18.
[12]许琳.汉语国际推广的形势和任务[J].世界汉语教学，2007(2)：106-110.
[13]王忠昌.中国—东盟高职教育输出的优势与策略研究[J].成人教育，2016(3)：69-73.
[14]邬志辉.论全球化时代中国教育学的本土化问题[J].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1)：15-23.
[15]唐锡海.高职文化与企业文化融合的逻辑[J].中国高等教育，2013(8)：5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