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聚焦疫情引发的教育治理话题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全国大中小学春季学期不得不延期开学。2亿多学生“停课不停学”的实践，更是打破了学校惯常的组织生态，也是对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检验。

如今，随着疫情防控取得战略性成果，在京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十分关注特殊时期的教育治理议题，因为教育教学秩序逐渐走向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的秩序恢复期，如何科学统筹疫情防控与学校管理、教育教学，无疑是对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长期考验。

破题：直面挑战与短板

“这次疫情对每个国家的治理能力都是一次压力测试，对全球高等教育也是一次考验。‘大考’面前，我们在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和短板。”全国人大代表、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表示，这次疫情促使他更深入地反思高校与社会的融入问题。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人才和技术更新前所未有的需求，高校更要补齐服务、融入和引领社会这一短板。

全国政协常委、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省教育厅厅长李和平毫不讳言在抗击疫情中暴露出的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明显短板。他举例说，“停课不停学”期间，在线教学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得到广泛认可，但同时也暴露出部分教师信息化应用能力不强、适应在线教育的学生管理及教学评价不完善等问题。

“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个别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如应急预案建设不够完善、信息传递滞后、应急防范意识薄弱等。”李和平说。

同样地，这场疫情也提供了反思的契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将疫情期间学校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一一梳理：“如何保护校园与师生的安全”“如何服务重点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如何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如何推动特殊时期的招生就业工作”“如何优化学科生态以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并服务于抗疫”“如何保持学校集中统一与分布分散相结合的运转”“如何实现实体大学与线上大学的有机融合”……

发现短板，深入思考后，才能找到应对之策。2月14日，南京大学在极短时间内汇编出版《在线教学培训手册》电子书。截至目前，该校“云开课”已累计在线开出本科课程2319班次、研究生课程586门次；1758名海内外教师参与本科在线教学，13547名本科生、7500名研究生参加了在线学习。

倒逼：寻求转“危”为“机”

“为应对此次疫情举行的线上招聘会效果出乎意料，线上5万个企业同步招聘，毕业生用关键词一搜索就能精准找到合适的单位，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表示，今年上海高校应届毕业生约有19.3万人，让广大毕业生足不出户就能实现高效率就业，成为今年春季招聘会的第一要务。

疫情期间，西安交通大学将除实验类课程以外的全部课程“上网”，全部教师参与线上教学，而且这种线上教学资源是开放共享的，不仅本校学生，外校学生同样可以听课。王树国发现，这一改变带来了几个意外收获。

“我们统计过，线上课堂学生的参与度、互动性超过了传统课堂，因为学生范围的扩大，教师投入教学的精力也更多，而且伴随着更多师生间的良性互动，教师潜在的职业荣誉感被大大激发出来。”王树国坦言，虽然该校以往线上开课的比例也比较高，但疫情期间无疑是一次线上课程大练兵，让学校的管理者看到了线上线下融合教育的更多可能性，也看到了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广阔前景。

经历了全校学生线上教学的组织实施，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将此次疫情对教育治理的影响解读为一次巨大的观念碰撞。

“‘停课不停学’带给大家的观念冲击是前所未有的，让我们去反思什么是教育，如何回应差异化的教育需求，并从危机中看到了机遇。”刘希娅说。

从疫情对高校发展提出的严峻挑战出发，吕建认为，要综合把握好“危”与“机”、“破”与“立”、“变”与“升”、“线上”与“线下”、“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在实践中，要不断优化思维方式、发展方式、工作方式、互动方式、管理方式，不断明确“改变的是什么、不变的是什么、提升的是什么”。

“疫情对高校治理实际上是一种倒逼，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常态化教育治理与极端非常态化教育治理的机会，并从中去探索优化改革的路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丁烈云认为，疫情已经发生，我们在积极抗击疫情的同时，也要从危机中看到机遇，更深层次地推动教育教学改革。

丁烈云以教育信息化建设为例表示，疫情期间大规模的在线教育实际上给人们提供了认识教育公平的另一个视角，也给国家在新基建中关注数字网络资源分布不均衡，提供了现实依据。

探索：常态化体制机制变革

“这次疫情改变了教育教学和组织管理的生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线上线下联动的大学。我们在反思疫情期间的经验教训如何转化为常态化条件下的体制机制，更好地作用于学校的管理、学生的培养和科研的创新。”吕建说，这些都需要一个过程去沉淀和探索，但必须要开始做这件事情。

疫情期间，王树国意外地发现，学校的管理效能提升了，管理成本降低了。以往很多事务需要多个部门协调，虽然也是在网络化、无纸化的条件下进行，但公对公、一个个环节仍无法省略。而疫情面前，学生工作部门和教务部门在网络背景下形成了一个整体，让实时交流成为可能。

“管理效能的提升会给学校治理带来巨大效益，疫情后，我们会及时总结这些好的做法，通过网络将这种高效的工作模式固化下来，使之成为学校管理运行的常态化机制。”王树国说。

丁烈云认为，治理和管理的不同在于，管理是自上而下进行的，而治理是共同参与的、网格状的。对于教育治理来说，既要着眼于提供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也要建立起充分的共享机制。

“在线教育作为现代信息技术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产物，应当发展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教育模式。”李和平建议，加强在线教育的顶层设计，向建设泛在的线上教育发展，持续发展“互联网+教育”，从信息技术教学运用，向智慧学校、智慧教育发展，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高度融合。在此基础上，还应系统总结学校安全管理、事故处理等规范性文件实施的成效经验，完善教育系统应急管理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挑战，在高等教育新形态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观念与理论、制度与治理、生存与竞争、安全与隐私等方面的重大变革和挑战。”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认为，直面疫情冲击，高校应迎接和促进高等教育新形态的转变，变革教育教学理念，加强高校信息化建设，促进高等教育资源共享，探索政府、学校、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参与的高等教育治理新机制。

“这次疫情给了我们一次深入审视未来大学形态和使命的机会，疫情加速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进程，也让中国高校认识到，我们承担着从主动出击、主动作为到逐步引领高等教育变革的使命。”王树国认为，未来的大学应该是开放的、共享的、融入的，而经历了这场疫情，从问题导向入手，更清晰而坚定了未来发展的使命和路径。（柴葳 焦以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