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现代化是中国教育改革的一贯主题，是优先发展教育的理想追求和不竭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在探索中奋进，政策设计和行动实践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変化，经济处于向高质量发展转変阶段，现代化建设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挑战。尤其是伴随着人工智能影响由价值传递环节向价值创造环节的渗透，传统产业结构正经历着深度改造，创新驱动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在生产系统中，技术技能人才的工作模式也发生了変化，呈现“工作过程分工化、人才结构去分层化、技能操作高端化、工作方式研究化、服务与生产一体化等特点”。劳动就业领域发生迭代，规则性体能劳动和规则性智能劳动逐渐被人工智能取代，引发“技术性失业”[5，社会对智能型、复合型和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日趋迫切。归根结底，贯穿始终的逻辑正是国家现代化离不开教育现代化的支撑和引领。那么，面向未来，探讨教育现代化的若干问题就成为发展中必须直面的时代议题。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教育类型，既能通过技能积累、教育普及和技术创新服务国家现代化[6 ]，又能通过职业体验、技能传承和价值传递助推“人”的现代化[7]。因此，对标2035年国家现代化要求，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势 在必行。当前，国家相继出台系列政策文件，为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勾勒出了美好愿景。2019年1 月24日，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职教20条”），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8]。那么，职业教育“类型”身份的首次确立要求其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改革？如何实现现代化改革？回答好这些问题，不仅是职业教育自身实现体系化和科学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职业教育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水平的应有之意。

一、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的目标框架

“我们的社会生活正在经历着一个彻底和根本的变化，如果我们的教育对于生活必须具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它就必须经历一个相应的完全的变革。当前，全球范围内正在掀起新一轮科技革命，数字化信息技术成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基础，中国正在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逐步向创新型国家和现代化强国迈进。那么，职业教育现代化要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其改革目标就不仅要适应当前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且要前瞻性地引领2035年国家现代化的实现。

(一)从层次到类型：显著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

改革开放40余年来，随着中等职业教育的恢复、高等职业教育的大规模发展以及本科教育的转型，中国的职业教育体系经历了漫长、渐进的过程，逐渐由局部性、阶段性过渡到终身性、全面性， 从“断头教育”发展成为“终身教育”[10]。“职教20 条”基于“大职教观”①对职业教育地位进行了全新界定，确立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地位， 从而使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从“等次”关系转为 “类型”关系，这将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推向了新征程。“类型”身份的明确意味着职业教育要通过构建一个各要素达到现代化水平、自身学制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来获得与普通教育平等的地位，这也是当前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的核心任务与逻辑主线[11]247。

当前，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全面建成， 但同时职业教育还存在着体系建设不够完善的问题，主要体现为中等职业教育存留问题遭受质疑， 职业教育学制局限于专科层次，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转换单向化，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衔接不畅， 职业培训在职业教育体系中比重较低等[12]。为此，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要致力于构建面向人人、 面向社会、面向终身，纵向贯通打破“天花板”、横向融通打造“旋转门”、外部联通构建“立交桥”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进而才能彰显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

具体而言，首先是优化职业教育结构，确保层次上的连续性，突破“就业导向”引发的教育终结性。“职教20条”指出要巩固中等职业教育地位， 保持高中阶段普职比大体相当，调整优化中等职业教育布局；扩大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招生规模；推动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探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8]。其次是建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双向转换机制，凸显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并行的关系。高中阶段教育要建立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统一 招生平台；鼓励中等职业学校联合中小学开展劳动和职业启蒙教育。最后是促进学历教育与继续教育的有机衔接，弥合“学习期”和“劳动期”，支持终身职业生涯发展。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需要面向全部社会职业，着眼于广大社会底层群众，举办多层次、多形式的职业教育，包括特殊人群的职业教育[13]。“职教20条”提出，要推进国家“学分银行”建设，实现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与转换，积极招收下岗工人、返乡农民工、退役军人等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8 ]。总而言之，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实现职业教育内部各层次、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和教育培训之间的沟通衔接，使职业教育贯穿于人们受教育的全过程和整个职业生涯，拓宽技术技能人才的持续成长通道。

(二）从定界到跨界：继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职业教育从“分等”走向“分类”的前提是其具备不同于普通教育的独特发展规律和特征，即企业与学校跨界的结构形式和办学格局，产业与教育需求整合的功能定位和社会价值，共性与个性框架重构的设计方法和逻辑工具[14]。职业教育作为一种跨界教育，不能只在“围城”中办学[15]。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才是职业教育核心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增强其经济和育人双重功能的必然要求。这为“类型” 身份确立后的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指明了方向。“职教20条”明确提出：经过5-10年左右时间，职业教育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 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8]因此，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跨越职业世界与教育世界，联结企业与学校，整合工作与学习，是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的内在前提和应然逻辑。

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推动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虽积累了有益经验，但也呈现职业院校偏重自身发展而忽视与产业的融合，企业与学校融合动力不足、深度不够，产教供需双方对接机制不畅等问题[16]。针对这种情况，“职教20条”提出了前瞻性目标和战略性方案。首先是坚持知行合一、工学结合，打破学校本位的人才培养模式。职业教育改革要借鉴“双元制”，总结现代学徒制和企 业新型学徒制试点经验，灵活调整专业设置，校企 “双元”开发教材和信息化教学资源，运用新技术和网络学习空间支撑课堂教学变革。其次是营造校企深度合作环境，促进人力资源开发。校企双方要在明晰各自权、责、利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合作领域，寻找企业行业与职业院校的利益结合点，构建命运共同体；政府要组织开展产教融合型企业试点，并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调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再次是多主体共建共享一批高水平实训基地，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政府、企业行业、职业院校应共同打造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用于实践教学、社会培训、企业真实生产和社会技术服务，服务于人力资源水平提升。最后是探索师资培养模式，打造“双师型” 教师队伍。高水平工科学校要开展职业技术师范教育，从企业中公开招聘师资，建立“双师型”教师 培养培训基地；职业院校选派教师出国研修，建立企业技术技能人才与职业院校教师双向流动机制等，不断提升“双师型”教师水平。

(三）从排斥到选择：不断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17 ]对职业教育而言，增强吸引力和提升质量是其现代化的应有之意，同时也是打破“低等次”教育定位、实现“类型”身份转变的必然要求。换言之，提高职业教育质量能促使人们平等地看待职业教育，真正将职业教育视为对经济、社会和个体发展具有特定功能的教育，并广泛接受职业教育，进而认可职业教育的“类型”地位[11]。因此，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是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应然之义和逻辑旨归。

“职教20条”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教育强国的要求相比，我国职业教育办学和人才培养质量水平参差不齐。”[8] 纵观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尽管国家反复强调职业教育的重要战略地位，但出于高等教育扩招、职业之间本身不平等、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等多重原因，中国的职业教育吸引力始终不足。具体表现为在高中阶段，学生或家长主动选择职业教育的 意愿不强；在高等教育阶段，学生进入高职院校是高考失败后的无奈之举；大量需要培训的农民工、企业员工缺乏主动参加职业培训和在职提高的意识等[18]。这些原因导致职业教育沦为次等教育， 其作为具有独特功能的教育类型的特征被遮蔽。

因此，要巩固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地位，职业教育的现代化改革必须着力增强吸引力和提高质量。根据“职教20条”的设计，首先是改革招考制度，提高职业教育生源质量，从源头上改变职业教育的“弱势”地位。我国要建立“职教高考”制度，采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方法，增加不同类型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可能8。其次是推进教学相关标准体系建设，从过程上提升职业教育作为具有特定功能教育的达标率。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要基于人工智能时代产业发展的趋势，在多种先进职业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利用职业能力分析技术，开发和建成“覆盖大部分行业领域、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8]，进而实现其对职业教育过程的规范、统一和建设性功能[19]。最后是启动“1+X”证书制度试点，制定国家资历框架，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待遇，从结果上保障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市场转入的等值性。国家通过将反映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凭证以及反映学生职业技能水平和职业生涯发展能力的凭证相结合，深化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模式和评价模式改革；积极推动职业院校毕业生在落户、就业、参加机关事业单位招聘、职称评审、职级晋升等方面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 逐渐消除对技术技能人才的歧视[8]，从而实才培养质量的“次等性”突破。

(四）从封闭到开放：持续提升职业教育的社 会服务能力

社会服务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职能之一，是由职业教育的社会性本质所决定的。在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战略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提出要更好支持和帮助职业教育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人才保障。2019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首个以教育现 代化为主题的中长期战略规划《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提出，“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职业教育服务能力显著提升”[20]。这表明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持续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能力，不仅是时代赋予职 业院校的使命，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的价值追求和必然逻辑。

长期以来，中国职业教育办学坚持“以服务为 宗旨”，尽管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帮助农村劳动力转移、助推贫困地区脱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2035年国家现代化目标实现的需求相比，其社 会服务能力提升还任重道远。同时，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社会形势发生深刻变化，职业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也相应变化，这就要求职业教育审时度势，有效聚焦社会需求，持续提升社会服务能力。“职教20条”指出：要大幅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8]因此，职业教育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统领，始终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布局，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前瞻性的精准支撑。

一是有力服务“中国制造2025”和新兴服务业发展。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产业结构会发生明显调整，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5. 05%、 32.58%和62.37%[21]，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将促使就业结构转为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体。这意味 着职业教育现代化要紧密对接关键产业领域和智能生产领域，形成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转换合作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要基于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打造职业教育合作发展平台，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职业教育的通力合作，将“走 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为“一带一路”提供文化和人力资源保障。三是瞄准支持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要充分发挥县域职业教育中心的基础组织作用，面向贫困地区和乡村地区全面开展技能提升的职业教育和培训， 通过改善相关群体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二、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的尺度表征

职业教育现代化是职业教育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语境下，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断重塑使命、自觉求变以增强自身“现代性”的过程。可以说，职业教育的现代性是教育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在职业教育领域的体现，是对现代职业教育特征的反映。在不同时期，职业教育有不同的特征， 相较于传统职业教育，现代职业教育受信息技术的影响，将会呈现更加多元的特征。

(一)时间尺度：灵活性与终身性共存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和《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2011-2020年）》均指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诚然，这种革命性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也是不可逆转的。对学习者而言，技术突破了时空界限，丰富了信息表征形式，改变了学习资源的分布形态，使其具有无限可复制性和广泛通达性，这必将增加人们的 学习机会[22]，不仅使学习成为贯穿于人一生的持续活动，而且能确保学习发生在不同情境中，包括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3]。尤其是移动电话、平板电脑、掌上电脑等轻巧便携设备的出现，改变了现代社会知识的性质，让“数字土著”学习者的学习不再局限于固定和预定的时间和形式[24]，而变得更加非正式和个人化。在此背景下，中国职业教育的现代化改革也必将呈现灵活性和终身性特征。

首先，就灵活性而言，“职教20条”提出要探索建立职业教育个人学习账号，用于学习成果的追溯、查询和转换，同时有序开展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通过学分银行的建设必然会推进弹性学制的建立。弹性学制作为一种灵活性较强的教学管理制度，能确保学习者自主选择课程、教师，自主控制学习进度等，入学、开始学业和毕业时间都可以由学习者灵活控制。

其次，就终身性而言，一方面，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以终身教育思想为指导，构建的是更加完善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且提供多类型、多层次的职业教育，这必将使职业教育供给既面向在校学生，又面向社会人群，从而保障人人都能获得平等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现代职业教育必然是一个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有机连续的教育过程。学习者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随时进入职业教育，既可以接受正规的学校职业教育，也可以接受非正规的职业培训或者非正式的职业教育，并从中获取必要的职业知识、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等。换言之，无论是学历教育还是非学历教育，最终都会形成一个发展环路，即职业准备就业培训岗位教育晋升、转业和再就业培训[25]，从而实现对个体职业生命周期的覆盖和超越，助力受教育者的可持续发展。

(二）空间尺度：开放性与智慧性并蓄

一方面，职业教育的跨界性决定了其现代化改革仅靠政府力量远远不够，还须由政府牵头，引导行业企业、社区、职业院校及培训机构等多方力量协同推进。同时，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不能是职业院校的“闭门造车”，而要靠职业教育自身通过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来实现， 外部环境也是影响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的重要因素[26]。因此，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会呈现开放性 特征。首先是面向市场，依靠社会多方力量办学。“职教20条”指出，“推动企业和社会力量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培训”[8]。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必将打破政府主导的一元化办学体制，推进行业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的股份制或混合所有制办学，尤其会更加凸显企业在职业教育办学中的主体作用，形成更加多元、开放的发展格局。其次是面向 世界，打造中国特色、世界水准的职业教育。中国的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要置于国际背景之下，拥有国际视野，对标世界一流，不断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先进经验并开展本土化探索，从而提升职业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培养具备国际意识和国际通用能力的高技术技能型人才。

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深度嵌入使人类社会空间得以扩展和重塑，形成了 “在场”空间和“缺场”空间交汇互融、混存共生的“共融体”格局[27]，呈现虚拟性、零距离、多维度、无界限和流动性等特征。其在职业教育领域的主要表现为实体学习空间的扩展和网络学习空间的出现，两者有机整合，同时加上物联网技术、传感器技术和学习分析等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势必会不断增强职业教 育学习空间的智慧性。可以说，在人工智能时代， 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的推进必将催生一种新型学习空间——智慧化学习空间。智慧化学习空间类似于“莫比乌斯环”，即空间外部能精准对接产业、行业企业，利于深化校企合作和实施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空间内部能在专业群间实现联结互通、资源共建共享，达到“帕累托最优”空间外部与空间内部浑然一体，能将理论学习与实践技 能训练高度整合，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获得感”。整体而言，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凸显的智慧性主要体现为是能将智慧课堂中的正式学习和创客空间中的非正式学习进行无缝连接，让学生获得连续性的学习体验；二是能结合职业教育教学需要，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交互技术和可视化技术等，将知识情景与真实工作任务相结合，为学习者提供具有真实感、沉浸感的认知情境和载体。

(三）价值尺度：职业性与教育性整合

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而 “人”的现代化不仅是知识和技能的现代化，还应是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的现代化。这就意味着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必须整合职业性和教育性价值，注重对学生思想、精神、知识、能力、素质、思维、心态等多方面的培养和教育。长期以来，在 “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针的指导下，职业教育被狭隘化为就业教育，被异化为单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工具。这导致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工具理性凸显，过分强调学生的职业技能习得和职业能力训练；教育性彰显不够，教育有国际视野，对标世界一流，不断加强国际交流与价值取向功利化，学生沦为“单向度的技术人”“工作机器”等[8]，这也是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重要原因。因为“追求片面发展”，适应岗位需要的职业教育往往局限于对“技能和技术”的培养，但岗位所需的技能或技术并非一成不变，过分强调对接岗位会导致学生在进入工作领域后不具备应对未来职业变化的能力或发展职业的能力而出现结构性失业[29]。

因此，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的推进必须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兼顾职业性和教育性，注重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将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和完整的人。未来已来，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会催生诸多新型职业，而职业是和文化修养紧密相连的活动，不能过分强调专门化，而要 “让个人感到有意义”[30]。换言之，工作过程不仅仅是一个操作过程，它首先是一个社会过程，个体只有很好地进入某个工作的社会过程，才能很好地进行其操作过程[31]。因此，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在价值取向上必将超越对特定工作技能的单纯训练，强调“德技并修”，更加注重对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文化知识和价值观念的培养，凸显前所未有的教育性。

三、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的行动路向

以“职教20条”和2035年国家现代化目标为指引，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蓝图已经跃然纸上，但改革目标的实现依然任重道远。当前，面对新时代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还存在着诸多矛盾：人工智能在社会各领域的深入渗透与职业教育信息化水平不高的矛盾；人民对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的需要与职业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要求与职业教育现代化治理体系不完善的矛盾等[2]。因此，新时代中国职业教育的现代化改革要审时度势，以教育信息化为牵引，超前打造职业教育现代化生态；以供给侧适需改革为支撑， 深度对接国家现代化建设需求；以多方协同治理为保障，协同驱动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

(一)教育信息化支撑牵引，超前打造职业教育现代化生态“以教育信息化推动教育现代化”是21世纪以来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选择。2018年《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再次提出“将教育信息化作为教育系统性变革的内生力量，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发展”33]。因此，推进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必须充分发挥教育信息化的引领作用。

“职教20条”专门提出要“适应‘互联网+职业教育’发展需求，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进教学方式方法，推进虚拟工厂等网络学习空间建设和普遍应用”，这为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提供了实践方案。近年来，在“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工程的持续推动下，我国职业教育信息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总体上技术只是被作为工具和手段“移植”“嫁接”到职业教育领域，依然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外生变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职业教育信息化应用水平不高、创新能力欠缺、服务能力不足[34]，无法有力推动和引领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的进程。

因此，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必须重新定位信息技术的角色和作用，使其由浅表结合应用走向深度融合创新，真正赋能职业教育发展，促进职业教育在教学环境、教学资源、教学决策等方面实现系统性和整体性变革。

一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创设智慧化职业教育学习空间，助力真实学习和终身学习。基于智慧教育理念，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应将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于物理学习空间和网络学习空间中，并增强空间中各要素的交互，使之成为一种线上学习与线下学习融合、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无缝衔接的混合式学习空间，为学习者终身学习（Lifer long Learning)和全方位学习（Life-wide Learning)提供机会与体验。同时，职业院校要通过借助虚拟仿真技术、增强现实技术、交互技术和可视化技术等，创设基于工作过程的真实学习环境，如虚拟工厂、虚拟车间、仿真实验平台、模拟实训场景、3D数字工厂等，为学生“活学” “活用”知识营造具有真实感、沉浸感的认知情境，增强“空间教育力”和“学习场所感”，刺激学生进行有意义的知识和技能学习，不断提高职业教育质量。

二是依托“互联网+”平台建设，共建共享优质职业教育资源，提升现代职业教育的开放性。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要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和5G通信等新兴技术，以专业群建设为契机，整合不同职业院校优质资源、行业企业资源和区域社会资源等，并通过对办学过程的数据挖掘生成个性化资源，进而打造辐射区域内外的职业教育资源库，为更多学习者开展泛在学习和培训提供优质和多元化的知识服务，逐步解决职业教 育发展中的公平和均衡问题。

三是借助大数据技术开展“循证型”教学决策，增进教学效率、效能与效果，办成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大数据时代，云计算、云储存、传感器和学习分析等技术广泛进入教育领域，能够实时监测和全域无损采集真实自然状态下教师教与学生学过程中的行为数据，并通过建模归纳分析教育大数据背后隐藏的多元价值。为此，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开展教学决策，一方面“让数据发声”，以“数据”创生教学，引发职业教育教学从预设走向生成，实现教学效能的增强；另一方面，借助大数据将职业教育发展情况的反馈由教育决策者扩大到教育利益相关者，从而使多元利益主体能够基于不同立场参与“循证型”决策，以消除决策中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驱动职业教育提供精准化学习服务。

(二）开展供给侧适需改革，深度对接国家现 代化建设需求

供给侧改革是指用改革的方法推进结构调整与优化，促进要素重组与创新，增强供给结构应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从而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质量，释放活力[35]。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既由产业转型升级引发，又受自身现代化改革推动，是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实现内涵式发展的必然选择。长期以来，中国的职业教育被看作“低等次”的教育，其主要参照和模仿普通教育办学模式，与工作领域联系不足。这造成结构性矛盾突出，主要体现为职业教育低端供给过剩导致“就业难”与高端供给不足导致“技工荒”。随着职业教育打破“低等次”教育定位，实现“类型”身份的转变，其不能再简单地借鉴他国发展经验或直接移植普通教育的课程教学，而必须面向中国国情和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对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需要和劳动力市场需求，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办出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以更有效、更有力地支撑国家现代化进程。

首先，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要结合市场 需求不断精准职业教育和培训服务的供给，打破 “就业难”的窘境。当前，全球范围内正在掀起新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重塑产业结构和生产系统， 使社会更加需要具备跨专业技能、跨行业技术、跨产业意识的复合型人才。调查显示，2017年前10 个月，中国人工智能型人才需求量已达到2015年的5.3倍，缺口在100万人以上[36]。针对此，职业 教育要根据市场需求不断优化专业结构，淘汰落后专业，孵化新兴专业，培育复合型专业，打造优势专业，提升专业与产业的对接度，增强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联动发展的耦合度，缓解劳动力结构性失业。同时，职业教育还要根据国家战略发展需要灵活调整人才培养方案。不同的国家战略需要不同的职业和群体来支撑，如“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新型职业农民，精准扶贫和城镇化建设要求 培养新市民等。职业教育要根据具体的职业标准 相应调整教育内容和教育标准，以增强精准化的服务能力。

其次，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还要打通教育内部壁垒，提升职业教育的跃升功能。《2018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7届高职高专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为92.1%，超过了普通高等教育，中职毕业生就业率也常年稳居在95%以上[37]。但高就业率背后隐藏着显著的质量差距， 2018年应届本科生就业平均起薪为5044元，高职高专毕业生为4016元，而中职毕业生不到3000元[32]。这表明职业教育在支撑个体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阶层跃升中相对乏力，人才供给质量不容乐观。为此，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要重点构建横向融通、纵向贯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让个体不仅能够在不同教育类型间自由转换，还要能 获得接受本科和研究生层次职业教育的机会，从而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实现更高层次的就业和更广阔的发展可能。

(三）多方协商式精准治理，驱动职业教育内 涵式发展

职业教育现代化治理是国家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是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当下，我国的职业教育治理仍然面临着政府失灵、资源配置不足、片面工具价值导向、制度供给缺失等现实困境。要真正就必须增强现代化治理能力。

首先，我国要加快健全完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以法治思维提升职业教育治理能力，实现职业教育治理法治化。《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立法内容笼统且操作性不强，相关条款修订滞后等，导致部分职业教育治理行为缺少合法性支撑， 严重制约了治理效率和削弱了治理权威。为此， 我国要加快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地方立法，加强职业教育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为职业教育现代化治理提供坚实的后盾。

其次，我国要建立职业院校、政府、行业企业、 社会组织合作的职业教育治理网状结构，推动职业教育治理主体从单一集权向多元分权转型，对职业教育治理系统实现民主化重构。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在于建立多元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组织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形成政府与市场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治理格局[38]。落实到职业教育领域，意味着我国要建立政府、院校、行业企业协同联动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使多元利益主体能够基于平等协商共同治理，从而避免“单中心化”和“泛行政化”引发的治理失灵。具体而言，一方面，我国要赋予职业院校一定的办学自主权以激发其办学活力，使职业院校在经费使用、教职员工聘任与管理、学生招生录取、专业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自我管理，同时优化职业院校内部治理结构，形成学校管理者、教师、学生、家长共同参与的内部治理机制，形成治理合力。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现代化治理要面向社会，推动行业企业等相关利益主体的深度参与。在职业院校创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过程中，行业组织作为连接学校与企业的桥梁，应发挥行业需求风向标的作用，推动职业教育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教学标准与职业标准对接；企业要加强与职业院校的深度合作，共建共享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实现双主体协同育人，促进职业教育质量的跨越式提升。

最后，我国要明晰各治理主体的权责利关系，推进管办评分离，使多元主体有序发挥作用。当前，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由于管办评各主体权责混乱导致的职业教育治理不畅、办学缺乏活力、评价科学性不足已经严重制约了职业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因此，在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中， 我们必须将管办评分离作为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治理的重要着力点，通过明晰和廓清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和社会各利益主体的职能边界，不断提升职业教育治理、办学和评价的科学性与规范性。作为主要责任主体的政府，在管理方面，要转变职能，由微观管理和办学转为宏观治理和服务， 侧重对职业教育进行顶层设计，并制定相关的政策文件，为职业教育发展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在办学方面，要减少干预，增加职业院校的办学自主权，同时探索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的路径，形成混合所有制办学、中外联合办学、集团化办学等多元化办学格局，不断激发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内生动力和活力；在评价方面，要打破“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格局，将评价权让渡于第三方评估机构，这既有助于对政府制定和实施职业教育政策开展科学性的评价和反馈，也有助于客观公正地监测和反映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因此，实施管办评分离能够促使多元利益主体形成协同互动的内外治理合力，从而有效驱动职业教育的现代化改革。（吴虑 朱德泉）

参考文献：

[1 ]袁振国.开启教育现代化新征程[N].中国教育报，2019-04-12(01).

[2]张桂文，孙亚南.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演进耦合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4(6): 96-106+128.

[3]徐国庆.智能化时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根本转型[].教育研究，2016(3) : 72-78.

[4]张学英.人工智能视阈下基于劳动就业迭代的技能形成问题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8 (30): 17-24+56.

[5 ]潘天君，欧阳忠明.人工智能时代的工作与职业培训：发展趋势与应对思考--基于《工作与职业培训的未来》及“云劳动”的解读[J].远程教育杂志， 2018(1)18-26.

[6 ]庄西真.国家视角下的职业教育现代化：基于经济社会若干领域的分析[].教育发展研究，2018 (23)65-71.84.

[7]李政.个体视角下的职业教育现代化

[8]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

[9]赵祥麟，王承绪.杜威教育论著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28.

[10]匡瑛，石伟平.走向现代化：改革开放40年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之路[].教育与经济，2018,34(4): 13-21.

[11]徐国庆.从分等到分类--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之路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12]葛道凯.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彰显职业教育类型特征[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7): 19-23.

[13]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二卷）[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492.

[14]姜大源.跨界、整合和重构：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三大特征--学习《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体会[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 (7) : 9- 12．

[15]姜大源.当代世界职业教育发展趋势研究[M].北 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197.

[16]马树超，郭文富.高职教育深化产教融合的经验、问题与对策[J].中国高教研究，2018(4)58-61.

[17]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0L].(2017-10-28)[2019-05-01]. http://cpc.people.com. 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 html.

[18]唐智彬，石伟平.国际比较视野中的职业教育吸引力问题[J].教育科学，2009,25(6):62-67.

[19]徐国庆.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建设是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基础[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 (7) : 6266

[20]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 

[21]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课题组.从职教大国迈向职教强国--中国职业教育2030研究报告[J].职业技术教育，2016,37(6):10-30.

[22]祝智庭，管珏琪.教育变革中的技术力量[J].中国

[23]祝智庭，沈德梅.基于大数据的教育技术研究新范式[J].电化教育研究，2013(10)5-13.

[2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 的理念转变？[M].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文科，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2.

[25]夏爽.论国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经验及启示[J].教育与职业，2014(27)19-21.

[26]曹晔.职业教育现代化及其实现路径[J].职业技术教育，2017,38(28)8-12.

[27]卢岚.网络社会的时空扩展、时空矛盾与思想政治教育[J].思想理论教育，2018(7)52-58.

[28]李雪梅.高等职业教育就业导向的异化与矫正[J]. 高等教育研究，2013,34(10): 52-56.

[29]陆素菊，寺田盛纪.在经济性与教育性之间：职业教育的基本定位与未来走向[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2019(2):151-156.

[30]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325.

[31]徐国庆.职业教育原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41

[32]江燕，李慧玲.“面向2035”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挑战、矛盾与战略图景构建[].教育与职业，2019 (16)18-24.

[33]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通知.

[34]孙苹.教育信息化2.0视域下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与实现路径[].职业技术教育，2019 (8) : 1823

[35]陈正权，朱德全.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内容和路径[].现代教育管理，2017 (2): 2329

[36]杜传忠，胡俊，陈维宣.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模式与对策[J].经济纵横，2018(4) 41-47.

[37]麦可思研究院.2018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25.

[38]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中国职业教育 2030研究报告一发展目标、主要问题、重点任务及推进策略[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 (25): 11- 23电化教育，2014(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