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杨小敏，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内容提要：实施精准扶贫，新时代职业教育的使命在于围绕经济社会改革发展重大战略目标任务，立足人力资本精准与深度开发、人的全面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发挥扶贫的基础性和根本性作用。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不充分、体制机制不健全、体系不够开放融通，难以应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对精准扶贫的时代要求和四大类对象群体的多元化职业技能教育培训需求。紧扣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服务与提升弱势地区弱势群体就业能力为重点，突破传统观念、改革体制机制、创新政策制度，提升广义职业教育体系的现代化水平，深化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体系化综合施策，走出职业教育持续高质量服务脱贫致富的新路子。

关 键 词：职业教育 精准扶贫 新定位 新挑战 新思路

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步入全面小康社会是党和政府的庄严承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坚持精准扶贫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和脱贫攻坚的基本方针。在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精准扶贫要解决好“谁来扶”“扶持谁”和“怎么扶”的问题。针对“怎么扶”的问题，国家提出“***批”工程，“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列于其中。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了“怎么扶”，即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

教育扶贫通过发展脱贫能力，着眼于从“拔穷根”上消除“贫困”，是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的治本之策。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的职业教育在精准扶贫上优势更为明显。因其培养特定知识技能，直接面向就业岗位，距贫困人口最近。因其专业设置灵活，直接面向市场需要，距产业行业最近。因其注重产教融合，直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距社会生产力最近。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不仅能够避免因失业陷入贫困及其引发的系列社会问题，还可以缓解就业压力和适应新时期产业转型升级与技能传承的需要。本文结合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根据经济社会和扶贫开发新的发展形势要求，对职业教育在精准扶贫中的新定位、新挑战进行阐述，并提出若干思路性的改革意见与建议。

一、新定位：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发挥扶贫的基础性和根本性作用

着眼“两个一百年”伟大奋斗目标的实现，实施精准扶贫。新时代职业教育的使命在于紧紧围绕国家经济社会改革发展重大战略目标任务，立足人力资本的精准与深度开发、人的全面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助力脱贫攻坚和持续的脱贫致富，为国际社会减贫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立足国家发展战略，推动人力资本精准与深度开发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1]的时代要求。经济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必然要求全面消灭贫困及其制约性影响，脱贫攻坚、精准扶贫又必然以经济发展和国力、财力的增强为基础和保障。因而，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必须立足于国家经济改革发展的实际和重大战略部署。

新时代，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呈现出增速换挡、动能转换以及结构优化的局面。例如，产业结构数据表明，2018年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上年的基础上增长到52.2%，高于第二产业11.5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了11.7%，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到13.9%。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速。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成长。战略性新兴制造业以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都保持较快增长。[2]“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要素，经济社会越发展，越需要高质量的职业教育。”[3]这势必要求有更多符合经济产业发展需要的各级各类技术技能型人才。实施职业教育精准扶贫、长效扶贫、长效脱贫，就必须融入并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着力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人才红利的有效释放，通过精准发力人力资本持续、深度开发，帮助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大势和人才需求。

(二)立足人的全面发展，提升人人追求美好生活的能力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不仅要助力特定对象群体实现脱贫，还要实现致富，更要致力于对返贫和新的发展性贫困进行有效阻击。例如，通过促进转移就业方式实现的脱贫就存在着随时间推移的失业性返贫可能。另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和技术变革也必然对新理念、新知识、新技能提出更加全面的要求。已经实现脱贫的对象群体和其他群体也存在因技能陈旧而失业，进而滋生新的贫困的可能，尤其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贫困问题日益严重，能力缺乏和就业不足是重要制约因素。[4]

在我国人才培养体系中，职业教育作为实用性技能教育，能够保障个体带着一技之长进入劳动力市场，是因种种原因过早中断学业的社会个体继续学习以适应就业与创业需要的重要途径。但是，面临以“技工荒”为表象的结构性失业等问题，根本上的原因在于从业者以技术技能为核心的职业综合素养不适应市场的需求。因而，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必须要以“就业一个岗、脱贫一个人、幸福一个家”为目标理念，依赖于一大批优质和适宜的职业技术学校和机构，采用精准识别、精准扶持的方式，通过贯穿一生的职业培养培训，瞄准就业的实用技能培养和职业综合素养的提升，加强“扶智”“扶志”“扶技”“扶能”的总体推进，激活个体内在动力，才能瞄得准、锁得定、扶得精、扶得住、扶得好，才能助力个体切实有力阻击贫困、实现致富，才能在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助力个体创业和带动就业，进而帮扶和带动实现贫困人口群体化稳定脱贫和追求美好生活能力的永续发展。

(三)立足推进区域发展，助力经济与社会全面转型升级

以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要素有序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作出的总体部署。“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强调区域协调发展，明确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

这也就意味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将更加切合当地实际，更加依赖自身时空条件和资源禀赋，实现全国总体一盘棋，各地差异化发展的格局。这更加意味着未来城乡发展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将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布局，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比如在相对落后的老少边穷地区，优化布局种植、养殖、旅游等适合当地发展实际的特色产业，但在地方的规划和具体落实环节中又会面临相应的观念、技术、人才等根本性的问题。向内地转移的传统制造业迈进价值链中高端，也面临人才短板的制约，发达地区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样也需要一大批高水平技能型人才。因而，应对人才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立足于与区域产业优化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一方面通过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培训适应和服务当地人才需要而实现脱贫，另一方面发挥人才“星火燎原”的作用，引领和推动地方产业布局结构优化和区域经济发展，助力实现区域性整体脱贫和致富。

(四)立足社会和谐稳定，推进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

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和收入差距尤其是收入的贫富极化，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隐患。按照发生、特征、形态、影响等不同维度，贫困存在多种分类。常见有两组相关的概念，其一是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其二是生存性贫困与发展性贫困。[5]贫困的产生既跟生态环境、自然条件、生产资金等资源要素有关，也跟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知识技能等人口素质有关，还跟城乡、区域性发展不平等程度以及政府行为、政策以及制度安排导致的宏观利益结构密切相关。[6]只是以不同的组合方式镶嵌于特定经济社会结构中，并伴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和人口结构的变迁而产生区域、局部、群体或个体化的差距与贫困。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未来人口结构和社会体系发生巨大变化，在基尼系数总体下降但仍高于国际警戒线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导致新的贫困现象及其差异化的时空分布。人工智能在生产性企业中的“去人化”现象将导致技术甩出性失业与生存性贫困，以及社会个体不适应区域性经济社会急剧转型过程导致的发展性贫困。因而，按照党的十九大“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要求，职业教育扶贫脱贫在精准上体现为紧紧锚定就业创业，以提高人民群众基本文化素质和劳动者技术技能为重点，创新推进教育强民、技能富民、就业安民，谋求解决新标准和新形态下的相对贫困与发展性贫困。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助力“橄榄形”社会结构的形成等方面提供实质性职业技能支撑，发挥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作用。

(五)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教育精准扶贫“中国方案”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历经20世纪末国家“八七扶贫攻坚”和21世纪初《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以及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和国务院《“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等一系列政策举措，7亿多农村人口摆脱贫困，占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我国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7]

扶贫开发的成就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教育扶贫的重要作用具体体现在教育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扶贫内容和作为培养就业技能的扶贫手段两个方面，涉及从学前到高等教育的整个教育体系。对于职业教育，一方面在于通过强化资源建设和机制创新开展不同类型的教育培训，具体方式上包括“农科教结合”与“三教统筹”等；另一方面是加大对职业教育领域的资助力度，减轻家庭负担。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施精准扶贫的努力，既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需要，也是履行国际责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动作为。作为一个正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负责任的大国，基于自身扶贫开发的实践探索，特别是通过教育扶贫和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努力，完全可以形成一系列贡献国际社会减贫工作的“中国方案”“中国行动”“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二、新挑战：职业教育精准扶贫面临时代要求、实际需求与现实困境

在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新时代历史进程中，通过技术技能的培养培训直接作用于人力资本的深度开发，服务于经济社会深度转型发展的时代重任对职业教育及其对扶贫事业的介入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与此同时，受到历史和现实多种因素的影响，职业教育在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发挥提高劳动力质量的作用等方面受到了诸多制约。

(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对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时代要求

新的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由物质文化发展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很多方面还难以满足相应的需要，从而形成了供求不平衡的矛盾冲突，外在地表现为民众在一些方面的不满意、不认同、不幸福，一些地区和人群还面临着深度贫困，面临未来新的贫困发生和多元化需要难以得到满足的问题。

持续致力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破解，时代对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要求就在于助力解决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改革发展与社会个体生产生活的相互关系中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而且要根据贫困标准的变化和相对与绝对贫困的发生机制，结合第二个“一百年”的阶段安排体现出时空上的前瞻性。一方面，要结合当前的职业教育现状，基于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国家战略布局，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职业教育资源和机会供给不充分的问题。总的方向就是要做好职业启蒙、做强中等职业教育、做优高等职业教育、做大职业培训。如此，才能为职业教育面向人人提供体系化的保障，促进职业教育发展与社会需求紧密对接；才能确保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能够有的放矢。另一方面，着力于解决不平衡的问题，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要结合区域和个体的现实差异，针对职业教育的真实需求，进行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切实进行扶贫扶弱，引导推动以强带弱。

(二)四大类精准扶贫对象群体的多元化职业技能教育培训需求

较为长远地看，经济社会持续转型特别是城镇化的推进，扶贫攻坚对象群体呈现动态分布的特征，体现在城乡协调发展中的产业发展、转移就业、易地搬迁、健康卫生等多措并举的综合开发中，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对象人群的瞄准、锁定和扶持更为复杂。但以农民工为代表的进城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城镇户籍人口中就业竞争力较弱的群体和农村待脱贫家庭中现有或潜在劳动力人口这四大类人群，[8]对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更为迫切。

第一，两亿多年富力强高中以下学历农民工从业技能的升级。国家统计局2019年2月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农民工总量约2.88亿人。全部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1%，小学文化程度占13%，初中文化程度占58.6%，高中文化程度占17.1%，大专及以上占10.3%。也就是说，大约2.1亿的农民工没有完成高中阶段教育。从就业情况看，占总数一半的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中从事制造和建筑工作；48%的农民工在第三产业从事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住宿和餐饮等工作，但比例均呈下降趋势。[9]可以预见，随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会有相当部分的农民工因知识和就业技能的不足而难以就业脱贫或失业返贫，更难以主动适应国家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等倡议的需要。因此，实施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两亿多年富力强但学历较低的农民工群体应成为重要关注对象，必须加强知识的补偿性教育和技能的升级培训。

第二，数以千万计外出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业技能的准备。2018年调查数据显示，在总量约为2.88亿的农民工中约有1.73亿是外出农民工。[10]相应地，2017年全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1 406.6万人，比上年增加11.9万人。其中80%进入公办学校就读，另有7.5%享受政府购买民办学校学位服务。[11]在国家“两为主”的政策中随迁子女基本上能接受义务教育，受家庭经济条件和户籍限制等因素的制约，有很大一部分青少年在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之后，直接进入社会、进入劳动力市场；一部分则是回到本地接受部分或完整的高中阶段教育之后加入劳动力大军。另有一部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完成义务教育也踏入了社会。这一群体形成了区别于老一代农民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然而，由于缺乏适应现代社会的重要劳动素养与知识技能，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高不成、低不就”“进不来、回不去”的问题，就业困难、稳定性差，思想观念超前、实际能力相对落后，不利于家庭脱贫致富，甚至加剧家庭贫困，形成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因而，实施职业教育精准扶贫，随迁子女应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对象群体，通过切实有效的举措进行有效的职业培训与就业引导。

第三，城市户籍人口中就业竞争力较弱人群就业能力的提升。长期以来，城市低收入和中低收入阶层的贫困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特别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以棚户区为集中体现的城市贫民问题日益凸显，突出表现为家庭生活水平低、成员缺乏劳动力和社会竞争力。原本寄希望于通过子女的成才实现整个家庭的“脱贫致富”，但由于经济困难而难以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资源和学习环境，很大一部分城市贫民家庭子女接受完基本的九年义务教育便直接进入了社会或勉强进入普通高中。尽管也有一部分进入了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和技术类高等专业学校，但其综合能力和就业情况受制于学校较低的总体办学水平。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整体缺乏竞争力，择业范围窄、就业行业或环境待遇都比较差。这极容易使贫困的代际传递在这一群体中产生，引发城市贫富分化、加剧情绪逆反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实施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这也应是一个需要给予足够关注和进行就业能力提升的群体。

第四，农村待脱贫家庭中现有或者潜在劳动力就业技能的形成。2013-2016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由9 899万人减少至4 335万人。加上2017年预计再减贫1 000万人以上。[12]到2018年年底，有近三万个贫困村约三千万贫困人口。在很多深度贫困地区，一是产业落后；二是劳动力出去打工不适应生活，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缺少技能；三是相当一批老病残。[13]统计分析表明，贫困人口中因缺技术致贫的占比为16.9%，因疾病致贫的比例为29.2%。[14]两者合计占比接近五成，疾病支出直接导致贫困的同时也因影响劳动参与，进而与技术缺乏一并导致和加剧贫困。为加强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就“三区三州”以及贫困发生率超过18%的贫困县和贫困发生率超过20%的贫困村，作出攻克坚中之坚、解决难中之难的部署。职业教育精准扶贫，须针对这些贫困家庭中现有和潜在劳动力，针对性地实施技能提升，着力服务和促进就业。

(三)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不充分，有质量的精准扶贫能力不足

职业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但是还不能够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结构不尽合理，质量有待提高，办学条件薄弱，体制机制不畅。[15]新时代，面对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新的使命定位和挑战，职业教育内涵发展不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在制约因素，实施有质量的精准扶贫能力总体不足。

首先，职业教育的歧视性偏见在一定程度和范围普遍存在。由于较长时间以来多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接受职业教育的从业者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以至于形成了职业教育是落后的、低人一等的歧视性社会印象，被人为地贴上了“旁门外道”的标签，正常的职业教育分流被看作高下分层。因而，学生和家长以接受职业教育为荣的局面还没有形成，上职业学校是不得已的“下策”选择。与此同时，普通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更加反衬和强化了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偏见。这就严重妨碍了贫困人口通过接受职业技能教育改变不利处境的自我认同与自我激励，不利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有效开展。

其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学历化、学科化倾向较为严重。尽管师资队伍总体有显著改善，但“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困难重重，特别是技能应用型职业学校师资缺乏专门的培养途径。办学条件标准与技能人才的培养目标存在较大差距，用于有效开展教学实践活动和实操设备购置与更新维护等的经费保障不稳定、不充足。笔者实地调查发现，在中职免费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一些学校处于办学基本经费紧张和运转困难的局面，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上的学历化倾向比较严重，对以职业技术培养和技能为核心的“学力”化注重不够。一些中等职业学校过于注重知识教学，转向与普通高中一样为高考做准备，一些高职院校对升格本科的愿望强烈，课程教学停留于传统的学科化模式。这些问题导致了职业教育含金量不高，进一步强化了家庭和社会关于职业教育的负面印象，从而加剧了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恶性循环，在本源上影响职业教育精准扶贫。

再次，职业教育与产业、市场、社会等的需求还不够融合。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与功能定位就在于进行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多元化需求。基于个体职业活动全过程的环节关系，这种需求既有通过优质教育培养培训服务以应对来自家庭及个体的选择性需求，也作为人力资本开发的出口端直接面向市场、面向社会组织提供各级各类人才及人才的后续提升服务。但也正是由于观念认识、师资队伍、教育质量、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方式、技能标准等多方面原因，职业教育发展在一些地方处于“上热下不热、官热民不热、校热企不热”的尴尬境地，校企深度合作、产教深度融合还不能有效适应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社会变革对人这一关键因素提出的新要求，也难以很好地满足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对职业教育服务、促进、引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四)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精准扶贫存在制度性障碍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职业教育工作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宏观管理。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劳动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分别负责有关的职业教育工作。”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多部门相对独立管理学校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深层次问题日益凸显。由于在管理体制方面高位统筹力度不够，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两轨并行，导致包括职前、职中、职后完整环节的职业教育被制度化割裂。两证分离、经费投入部门条块化的局面，难以在就业、人事和待遇等方面形成一套有效的人才培养、使用、管理和晋升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掘学校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潜力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面临制度的“玻璃墙”和“隐形门”。这些都严重地制约着职业教育事业的自身发展及其服务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的切实有效发挥。

(五)职业教育体系开放融通度不高，不利于精准扶贫有效落实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了中职巩固提高和高职创新发展，引导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转型，完善人才多样化成长渠道，发展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但是，当前的职业教育体系还远不能满足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需要，不能满足个体在工作中学习和为职业变化发展学习，以及实现人生多种可能性尝试。而且，职业教育有机的体系化不明显，纵横联通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合机制不健全、转换渠道不畅通，学生难选择、家长没办法、企业不满意、社会有意见。特别是初中毕业后进入职业学校学习的学生难以再进入普通高中，反之，进入普通高中学习的学生也难以转入中职学校学习。这进一步强化了分流的“单行道”特征，加剧了学生和家长对考试分流的高度紧张，弱化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不利于劳动者素质提升，不利于服务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不利于服务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三、新思路：强化职业教育内涵发展及其在精准扶贫中的体系化施策

应对新的挑战和困难，应该紧扣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服务与提升弱势地区弱势群体就业能力为重点，统筹国计与民生、产业转型升级与区域发展、就业与创业创新，突破传统观念，改革体制机制，创新政策制度，强化广义职业教育事业的内涵式发展，深化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体系化综合施策，走出新时代职业教育持续高质量服务脱贫致富的新路子。

(一)加强项层设计，提升职业教育管理层级，增强发展的合力

按照党的十九大“优先发展教育”“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要求，优化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在相关政策举措的推进上，持续强化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层面的统一部署，进一步强化新时代职业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紧迫性与必要性的思想认识与权威性。对职业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组织领导和统筹进行管理层级的总体提升。参照国家扶贫开发工作的模式，研究探索在国务院层面成立国家职业教育领导小组，组长由副总理担任，成员由国务院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构成。主要职责在于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各级各类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合力进行包括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总体谋划、动态管理，就实施改革与人才培养的重大问题进行会商和决策。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开展日常工作。优化部际协调机制，聚集形成加快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混合动力。

(二)完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明确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的权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颁布实施二十多年来，一些内容已不适应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一些成功经验需要进一步总结推广，上升为国家意志。一些问题需要通过法律的修改和完善予以明确和规范，实现依法治教，也为职业教育服务精准扶贫提供法律制度层面的支持与保障。因此，建议加快开展《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和完善，要求地方依法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和条例，避免过多使用“鼓励”“引导”等软性词语的表述。由于职业教育具有明显的跨界性，法律的修改应该充分吸收企业、行业协会、家庭、社会团体的意见和建议。内容上优化和明确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进一步明晰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权责，确定职业教育的统筹权集中在地市级以上政府部门。明确企业与行业协会参与制定专业、课程设计和人才培养标准体系等，明确职业教育师资培养途径与体系，明确建立健全职业教育多渠道支持的长效经费保障机制，明确税收优惠政策，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依法保障推进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

(三)加强知识、技能和职业操守培养，发展可持续脱贫内驱力

职业教育是工匠精神淬炼与锻造的重要阵地，其不可替代的功用和价值不可小觑。以初心、本分、常识的回归，淳化职业教育的本质，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培养培育有担当、有情怀、富有创新精神与活力的普通劳动者、能工巧匠、良工巨匠。坚持并强化职业教育以人为本、德技并修，促进个体全面发展。建议探索职业学校两课教学的新形式、新方法、新手段，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增强国家与民族认同感和使命感。深化实施职业教育课程教学体系改革，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变革的总体趋势，加快更新职业教育知识内容、教材体系、教学模块，充分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在职业教育改革中的支撑作用。基于个体基本职业素养的形成，在技术和人文两端发力。以仁、义、礼、智、信等品格和职业意识、道德操守为前提，一方面强化工程技术类职业院校人文环境的营造，另一方面强化人文类职业院校技术技能的培养。全面加强职业教育对劳动力人口素质提升的重要作用，造就一大批信念坚定、本领过硬的高素质劳动者，支撑人力资本强国建设，服务精准扶贫。

(四)健全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切实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

现代化的职业教育应该是一个面向人人，覆盖并超越个体职业生命周期，服务于个体终身学习的开放、灵活体系。为个体在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不断地有培训和学习的机会，始终助力职业者提高综合性职业素养就业能力。对接和推动学制改革，推动实现中职、高职、本科纵向衔接，实现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的横向衔接，解决职业教育吸引力和个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避免教育分流异化为教育高低级分层。建立健全向上能升学，横向能参与公务员考试和进入其他行业的开放通道。建立待遇提高，职位晋升的合理机制。在就业服务、劳动人事、待遇保障等方面，打破、革除一切对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另类政策”，构建以技术技能特别是综合素养为上的就业与劳动人事制度。设立中高等职业学校学生创新创业国家级奖励项目，增强职业教育的社会声誉和社会吸引力。一是着眼培养大国工匠、地区工匠的需要，在中高等职业教育阶段开展技能和创客课程。二是开展地区中高职学生职业技能大赛项目，引入社会资金支持，促进技能人才的交流。三是在国家层面设立中高等职业学生创新创业挑战杯，通过多种方式扩大职业教育的社会生活影响力与职业吸引力。

(五)构筑职业教育培训一体化机制，深化职业教育产教学融合

对当前学校职业教育和社会职业培训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厘清，通过机构职能调整，构筑基于社会个体职前、职中、职后的一体化教育与培训体系和运行机制。学校、社会、企业、家庭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事业改革发展，推动职业教育切实服务各级各类实用型人才培养。综合施策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切实提升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水平。一是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调整升级、经济发展需求与文化传承等密切结合，扎根区域、对接产业、服务需要，有效开展各类技术技能培训。二是职业技能课程体系的设计和实施必须有行业协会、劳动部门和用人单位的参与，并联动开展多方共同参与的多重考核评价。探索推广工程师学院、大师工作室等举措。三是政府实行有效的政策供给，通过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调动企业参与、投身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创新适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四是统筹职业教育事业规划发展与产业布局结构调整协同推进，提高地区间职业教育或技能培训对口支持实效，如建立联合指导机构，规划教育方向，引入相应的合作企业，确保个体要么能够学习家乡优势产业、文化民俗特色等发展急需的技能，要么能够学习流入地产业转型升级与就业岗位急需的职业技能，促进就业。

(六)重点面向四类人群，着力于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在新的历史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和实施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建立健全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探索中国特色的精准扶贫道路，在对象群体的落点上，要重点面向前述四类人群，统筹就业与创业，为个体就业和家庭脱贫以及国家双创战略的实施提供劳动力保障和技能支撑。为切实将“输血式扶贫”和“造血式脱贫”相结合，国家制定实施针对四类群体的职业助力计划，通过定向专业技能培训帮助其就业、创业，培植其成为脱贫致富带头人。财政、人保、教育、民政等部门协同做好总体设计，制定好实施规划，做到四个确保：一是确保贫困家庭青壮年对象的精确瞄准和锁定；二是确保贫困对象青壮年在中职学习期间无生活和就业的后顾之忧，费用全部从扶贫资金中列支；三是确保积极支持其贫困家庭，按照机会成本的原则，从财政扶贫资金中划拨一定额度给予其家属支持性生活补助，支持强度的设定要遵循“一人入学，一家脱贫”的要求；四是确保帮扶对象能够习得一技之长并在劳动市场中能够拥有一职之位。将技能培养和就业岗位需要密切结合，确保学有所获、获有所用、用有所得，让人人都有人生出彩的能力和机会。

(七)促进西部职业教育快速发展，打造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升级版

利用发达地区的理念、技术、师资和资源等优势，增强职业教育与当地产业的深度融合，服务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在扶助方式上实现由资金、硬件输入转向整体性方案输入，更加突出对老少边贫地区职业教育的总体规划，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综合性支持。在具体举措层面，建议充分结合当地经济发展实际对知识、技术和人才的需要，发展职业教育实施精准扶贫。一是面向农村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持续办好一批职业学校。通过整合区域职业教育资源，集中使用培训经费，提升职业教育的范围经济和区域辐射作用。二是面向当地产业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特色文化传承等需要，办好一批科学、技术、工程、现代农业、现代加工业、旅游业、民族医药医学、文化遗产传承等类中职示范学校，使中职学校成为当地产业升级、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三是通过帮助中职学校与高职院校、大学结对子，加强校企合作等，建立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以及发展共赢的机制，集中办强、特办一批职业技术学校。四是通过培育发展一批产教融合的示范型职业学校，发挥领雁效应，使其既成为扶贫脱贫的重要平台，也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源动力。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庞丽娟教授对本文的悉心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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